周作人生平疑案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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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周作人生平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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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7-5633-5392-5/K·311 |
责任编辑： | |
| 作者： |
王锡荣
相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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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 | 平装 |
| 印次： | 1-1 |
开本： | 大32开 |
| 定价： |
￥35.00
折扣价：￥33.25
折扣：0.95
节省了1.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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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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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页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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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2005-07-01 |
每包册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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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规划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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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规划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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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选重点出版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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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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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本书是王锡荣先生自《鲁迅生平疑案》后推出的又一力作，它建基于大量文献资料之上，集结了有关周作人生平广为争议的话题，对这位二十世纪文坛复杂人物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不可不读。书中所配图片中多幅是首次面世，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和收藏价值。
作者简介:
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曾经担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著作有：《鲁迅学发微》、《鲁迅画传》、《鲁迅生平疑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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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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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曾经担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著作有：《鲁迅学发微》、《鲁迅画传》、《鲁迅生平疑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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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目录： |
序一 龚育之：毛选注释上的周作人
序二 陈漱渝：因王锡荣新著而引起的话旧
序三 张铁荣：注重史实 探秘颖案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婚婚之谜
周作人几乎不提自己的妻子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婚事
关于羽太家族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婚姻生活
周作人夫妇晚年关系如何？
出于臆测的争议：鲁迅先认识羽太信子？
周作人与鲁讯是怎样互用署名的？
鲁迅日记中的悬案：《异域文谭》
留学前后互用署名
留学归来继续合作
周作人与鲁迅反目后关系究竟怎样？
反目后两人精神上都很痛苦
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仍一起活动，并取同一立场
两人仍有某种联系
周作人对鲁迅的含沙射影，鲁迅对周作人更多出于关心的关注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风波究竟是怎么回事？
知堂老人的打油诗
友人纷纷唱和
风波骤起：唇枪舌战，众说纷纭
余波仍在
周作人与鲁迅怎样交锋？
周作人怎样骂鲁迅？
是谁刺杀周人？
周作人当汉奸是共产掌授意吗？
周作人担任了什么汉奸职务？
周作人当汉奸是积极还是消极
是谁把周作人赶下了台？
周作人与片冈铁兵的冲突是怎么回事？
周作人当汉奸期间营救、帮助过什么人？
周作人凯觎鲁迅的藏书？
共产党邀请周作人去延安？
南京国民政府是怎样审判周作人？
亲友们怎样营救周作人？
毛泽东对周作人信作过批示吗？
周作人是穷还是富？
周作人死因之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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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片段： |
当我的《鲁迅生平疑案》出版的时候，一位朋友问我：“鲁迅有不少疑案，作人不是也有不少疑案吗？可不可以再接着写一本周作人呢？”“对呀！可以呀！”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这确是个好题材。对周作人，近来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一些曾经争论得面红耳赤的疑难问题，有的虽然得到了澄清，但响些不是至今还在争论吗？我自忖，在写《鲁迅生平疑案》的时候，不是已经涉及周作人了吗？很多材料当时没有应用，现在不是正好用吗？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决定写。
但我一提笔，就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早些年，袁良骏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周作人研究有三日陷队没想到，我一开手写这本书，就发现真的陷入了陷阶。这倒不是说，我也成了那三种现象的跟风者，而是发现这个题目绝不容易写。我觉得也碰到了三口陷阱。
第一，写些什么？周作人的生平当中，自然也有不少没弄清楚的事。但争论最大的那些问题，曾经争论了，风波也平息了，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再提出来加以讨论。有人会说，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取得共识了吗？而且，周作人跟鲁迅不一样，对于鲁迅生平中的疑案，大家争论多年，有的至今没有结论，不妨再讨论。对于成了民族罪人的周作人有什么必要作那么详细的讨论？是不是借机变相炒作？这不正是袁良骏先生指出的三口陷阱之一吗？对此，我的考虑是：周作人虽然本人落水，但他生平中的一些没有弄清的疑案，不能说事事关乎民族大义，但还是与此多少有些关系，甚至有的关系还很密切。例如，关于他落水的原因或者说内幕的争论，可说大体上已经尘埃落定了；但是诸如当年刺杀他的人究竟是谁？他当汉奸究竟是消极还是积极？共产党究竟曾否邀请周作人去延安？这些却还没有争论完。有些事情，则大家其实都不太清楚，例如他究竟担任些什么汉奸职务？他又是怎么下台的？周作人与羽大信子的婚姻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人甚至说鲁迅与羽太信子认识早于周作人，真相如何？还有，兄弟决裂后，两人关系到底怎样？有人提到，两人互有讥讽，但令人觉得扑朔迷离。解放后，周作人在经济上似乎非常拮据，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以及周作人的死因究竟是什么？等等，都是困扰人们的问题。诚然，在诸多传记作者的笔下，也有不少描述，但毕竟不是专题介绍，不可能将很多问题—一回答清楚。到底整个情形如何？如能逐一加以介绍，不是也很有利于弄清真相吗？其次，周作人的历史地位固然不能同鲁迅相比，但毕竟涉及一个新文化巨子落水当汉奸的大问题，更涉及对一段新文化运动史的评价问题，有些问题还涉及鲁迅，为什么不应该澄清呢？我不认为我是在炒作周作人，但也不免战战兢兢，觉得其中似乎有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
第二，如何判别真相？有人以为我是想充当解谜人，把一些疑难问题—一解密，其实这是误会的。我本来写《鲁迅生平疑案》就是想告诉大家，有这样一些疑案，大家曾经或正在争论，我只是把争论的经过介绍给大家，并不是自己来提出、探究以至解答所有的问题。只是对有些大家没有充分讨论的，加以梳理，使事情的脉络尽量清晰一点。有时在介绍之余，也加上一些自己的独家材料，并作一些推测，也并不是什么终极审判。所以开宗明义地说，除了我新发现的材料，就都是别人的材料，并没有要掠人之美的意思。原来只是打算写给读者消遣的，但后来越写越认真，就成了带有考证色彩的东西，使人误以为我把所有前人的成果都算到自己名下了。所以需要再加说明，庶几不至于误会。现在这本书，也大致是这个意思，但也更加拘谨起来：材料来源都尽量加了注释。在这本书里，有些问题作为“疑案”提出来，可能确是我初次归纳的，但应该说，也包含在很多研究者的专著和文章中，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实际上早已存在了，所以也并不是我的发明。我只是希望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助于讨论的深人和谜底的揭出。
第三，如何使用材料？如何避免挂一漏万？梳理资料，最怕遗漏。我并非故意粗枝大叶，但怎敢说已经穷尽了材料呢？遗漏恐怕在所难免。但说实在的，周作人研究虽然已经热了多年，但近几年并没有明显降温，相反倒是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这也增加了我写作的难度。我一面在写，一面还有新成果出现。例如，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张菊香女士发表了《鲁迅、周作人早期署名互用问题考订》。我写完《周作人与鲁迅是怎样互用署名的》之后，才见到张文；又如关于周作人被刺的真相，在我把稿交到出版社以后，倪墨炎先生还发表了《什么人为什么行刺周作人？》重新讨论了该案的真相问题，这又正好跟我的《是谁刺杀周作人》一文同题。我想，哪怕我的书在出版过程中，以至出版后，这些讨论还将进行下去，那么，不如把这些问题留给别人继续讨论。何况我本来就没有打算把所有的问题都讨论完，更没打算给出终极结论。本来我还可以再加写一两章，也因上述的想法而作罢。至于还有一些被重复地“重新发现”的资料，也扰乱了人们的视线。
现在的报刊，有一个很奇怪而可笑的现象：有此早已报道过的东西，过了若干年，又有人投稿，由于编辑没见过，以为是新资料，于是又来重新“发现”一次，搞得大家啼笑皆非，兴致好的还来纠正一通，觉得无聊的便不予理睬，结果是总有一部分人上当。对于这类材料的廓清，本该是本书的任务，我也做了一些。但我怀疑，本书自身的一些说法若干年后说不定都会被别人重新“发现”，这本身不也是一口陷阱吗？因此我对此也实在不敢过于自信。
与此相连的，是一个材料引用规范的问题。这是现今很时髦的议题。说老实话，多年来我们（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概念中的引证规则，是否十分规范，不是没有问题的。例如现在已经引起注意的出处注释方式、注释范围问题，哪些需要注明，是否所有的材料都要注？有时我们觉得如果每一个材料都要注明，那将无法写文章。其实自然是有规则的，当前大家十分强调的“前行研究”要有交代，直接引语、新论据、别人的独家资料、独家观点，也是必须注明的。另外，作为新观点提出来的，如有所据，也要注明。有时人们觉得，有些资料，你能得到，我也可以得到，为什么你能用我不能用呢？假如某人的生卒年，第二个提到的人难道可以为了表示与人不同而改变吗？我相信自己在资料的弓用方面并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的，尤其在原本打算写给一般读者看的书里。我想我们不必文过饰非，说自己十全十美。有时我也指出别人的错讹，但之后，我会发现自己其实也存在方法论上相似的毛病。于是不免招来非议和反驳。虽然那种反驳中的学术规范问题也与我相去无多。
因此我想，学术规范诚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每个人不如先审视一下自己，先从自己做起，而不要做出好像唯我独高的样子，这可能更有利于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完善。当今，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并不很多，所以我希望学界同人“惺惺相惜”，多做建设性的工作。在论争时，怀一点“同情的理解”，心存一点厚道，可能更有利于屈人之兵吧。
在这三口陷阱边走，风险就不言而喻了。但我想，只要自己身正，就不怕影子歪，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自己该怎么承担就怎么承担，不就完了？所以，我决定，这本书的写法，还是按老办法：对有些有争论过程的，先介绍争论经过，然后说说我自己的看法；有些没有争论过程的，就直接说一说那故事的来龙去脉，并不一定都是新材料。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倒也真发现了一些新材料。我通过翻阅当时的报刊，尤其是日文报刊，发现了很多关于周作人的报道和照片。例如他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照片，过去根据华文报刊翻拍，很不清晰，这次是托翟斌兄从日本大贩的《朝日新闻》社本部查阅得来的。在沦陷时期北平的日本人所办的日文报刊上，关于周作人的报道很多，而且，不报则已，一报就是头版或要闻版，还往往配照片。这次找到的周作人1941年4月作为新上任的“教育督办”率团访问日本的照片，周作人穿日本军服出席“新民青少年团”结团式，周作人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在日本旗下发表训词以及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的照片等资料，都是过去没有看见过的。至于周作人在南京高等法院受审的照片，当我从当年南京《中央日报》、上海《文汇报》和《文艺春秋》上看见的时候，还觉得非常稀罕，不过很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你没看见过的老照片》（第5辑）一出，其封面就是周作人被押进法院的那张，我这几张就不新鲜了。不管怎么说，毕竟可以看出，周作人受到了当时人们怎样的关注。同时也毕竟保留了一些形象资料，即使是反面材料不是也有其研究价值吗？
但也有一些照片，我是从一些书上翻拍的。例如周静子与杨永芳的订婚、结婚照片，是从《绍兴鲁迅研究》第25辑上翻拍的，还有另外一些资料，因辗转翻拍，则连原始来源也不甚了了，也只能使用第二手资料。
对于现有的周作人研究成果，我想我大体上都涉猎了。但我不知道我的注释是否全面到家，所以有必要在这里作一个总的说明。
本书中引用最多的资料来源，除了我自己积累和查找的以外，就要数周作人自己的文集了。我引用最多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周作人自编文集》，但那套书很不全，不但后来出的一些书和散见文章没有收人，就是当时周作人自编的，也有大量遗漏。例如在沦陷时期发表的众多依附日人、鼓吹汉奸文化的演讲、训词以及《日记》、书信等。补充较善的是陈子善编的《周作人集外文》（上下卷），再加上《知堂回想录》。除了周作人本人的以外，我引得最多的是张菊香、张铁荣的《周作人年谱》，尽管已经是第二手资料，但因为简明，而且容易找。其次，是几本现有的周作人传记。包括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李景彬的《周作人评传》、张铁荣的《周作人平议》、倪墨炎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苦雨斋主人周作人》等。此外，是别人编的回忆录，其中较主要的有：程光炜编的《周作人评说70年》，陈子善编的《闲话周作人》。孙郁、黄乔生编的《回望周作人》书系（共九册）以及孔庆东编的《自己的园地——关于周作人》等。当然，这后面几种回忆录集有不少是重复的，有时还有文字出人。此外，当然还有大量散见文章。本书中所引用的资料，或有涉及著作权的，由于一时无法联络著作权人，只能请相关人士与我联系，以便处理报酬。
当然，事实上我涉及的材料要广泛得多，并有大量是我自己积累和在写作中查找的。这方面资料，多与周作人相关报刊有关。如沦陷时期日本人在北平办的《东亚新报》，周作人担任理事的《华北新报》，他支持、题签的《教育时报》《华北作家月报》、《艺文》，等等，都是我花力气查阅了一番的。还有一样，我发现，对于审判周作人案件的报道，在所有的媒体中，倒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中央日报》最详细，比国内第一大报《申报》要详细得多。这倒是值得注意的，我相信一定还有一批相关资料没有被发掘出来，如果加以发掘，一定会对我们的研究有益的。我想只要从事实出发，抱实事求是之心，就能走近真实，这就是我在本书出版时想说的。
本书承蒙龚育之先生、陈漱渝先生和张铁荣先生作序，使本书大为增色，使我铭感无似。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作者
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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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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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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