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时代全球中文发展论坛暨《全球中文发展研究》首发式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会上，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教材局局长田立新，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梅兵，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全球中文发展研究》主编潘文国，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党委书记黄美旭，共同为《全球中文发展研究》集刊的正式发布揭幕。论坛开幕式由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全球中文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国华主持。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全球中文的发展和研究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焦点。《全球中文发展研究》聚焦全球中文发展研究，涵盖广泛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推动全球中文发展的研究，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与创新发展，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刊将为相关学者提供一个开放、公正、公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的推进和学术研究的提高做出积极的贡献。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 第一辑》（订购）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编委会 编

潘文国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760-4241-2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旨在以全球中文发展研究为特色，关注全球中文学习的政策与方略、全球中文发展的话语创新与舆情研判、全球中文语言生活调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等方面的研究，同时积极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本刊聚焦全球中文发展研究，涵盖广泛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刊通过推动全球中文发展的研究，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与创新发展，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刊将为相关学者提供一个开放、公正、公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的推进和学术研究的提高做出积极的贡献。主要栏目拟包括：1.区域国别中文发展研究；2.全球语言政策研究；3.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研究（语文教育）；4.资讯；5.其他。

主编简介

　　潘文国，著名语言学家、中英双语专家，在汉英对比研究、汉语字本位理论、汉语等韵理论、汉语构词法史、西方翻译理论等方面均具重要影响。出版有《韵图考》《汉语的构词法研究》《汉英语对比纲要》《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翻译专业用）中文读写教程》《朱熹的自然哲学》《赫兹列散文精选》等专、译、编著4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从“对外汉语教学”到“全球中文发展”

（发刊词节选）

　　“全球中文发展”是“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到新时代的产物，它与从“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到“国际中文教育”这一系列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又有着一些不同。厘清这些概念之际的发展和演变，对于理解“全球中文发展”这一新概念有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先回顾一下以往那些名称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

　　“对外汉语教学”这个名称历时最久，也最广为人知。这个名称一身而三任，它既是事业的名称，又是专业和学科的名称。作为事业，它指的是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的教学活动，这种活动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的唐代。但正式取得“对外汉语教学”的名称是在1983年，是在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如果说学会只是个民间组织的话，那么到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的时候，就等于拿到了“官方”的许可证，从此以后不迳而走，其简称的拼音Hanban（汉办）甚至进入了国际上的英文词典，成为一个英文新词。1989年起“对外汉语教学”更被称为一项国家的和民族的“事业”。2006年，随着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在海外大量建立，汉语教学开始大踏步走向海外，这名称似乎有些不适应，一度曾被改为“汉语国际推广”，但习惯上人们还是称“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专业，它指的是进入高校本科专业名录的专业，在中国开始于1985年，正式名称是“对外汉语”专业。2011年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作为学科，它指的是纳入研究生教育专业目录的学科。中国的学科结构，在“学科门类”下有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二级以下不称学科而称“研究方向”，民间俗称“三级学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外汉语教学”一直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存在，先后挂靠在“现代汉语”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二级学科下面，相当于一个“三级学科”。作为二级学科的最早尝试是在2005年，由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自主设立，上报教育部和国家学位办备案，当时名称是“对外汉语教学”。2007年，国务院学位办正式批准设立“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这是对外汉语教学进入二级学科的正式名称。2019年，事业、专业、学科的名称统一改为“国际中文教育”。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2022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在这个目录里，“国际中文教育”硕、博士专业学位正式列入教育学学科门类下，地位相当于一级学科，这是国际中文教育进入一级学科之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从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这些名称的取得和变化伴随着学科和事业的发展历程，体现着人们对之认识的深化。从“对外汉语教学”到“国际中文教育”，有三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从“对外”到“国际”。“对外汉语教学”名称的来源是对英国的“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FL)”（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的模仿，实际上是先有英文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及其缩写（TCFL），然后由其中文翻译“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缩减而来。但由于其中“对外”一词，隐含了主要是针“对”来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的意思，放到中国以外的汉语教学就不太合适，例如外国教师在他们本国教本国学生学汉语，如果也叫“对外”的汉语教学，给人的感觉就有点怪怪的。因此这一词语逐渐为“国际”所替代。2006年和2007年，事业、专业和学科的名称就分别改为“汉语国际推广”和“国际汉语教育”。名称的这一变化适应了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背后反映的是教学对象由内到外、由中国而世界。至于为什么本科专业的名称叫“汉语国际教育”，而研究生专业（即学科）的名称叫“国际汉语教育”，我猜想恐怕是因为专业放在中文学科下，把“汉语”放在前强调了其中文属性；而学科一般放在教育学科下，后来更是独立出来了，因此更需要强调其“国际”属性。

　　第二个变化是从“教学”到“教育”。1985年对外汉语专业正式进入本科目录时，对于其名称究竟应该叫“对外汉语教学”还是“对外汉语”，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虽然对“对外汉语”的说法不无争议，（最常提出的质疑是：有“对外汉语”，难道还有“对内汉语”吗？）但最后专业名称里还是没有“教学”二字。这背后其实隐含了一个道理：“教学”，作为所有学科都有的实践行为，是不适宜作为专业或学科名称的。因此在学科化的过程中，在“对外”发展到“国际”的过程中，“教学”也顺里顺当地改成了“教育”，“对外汉语教学”就成了“国际汉语教育”，而且学科属性也从中文学科转到了教育学科。从“教学”到“教育”还有第二层意思。以前的海外中文教学其实有两块，与汉办相关的叫“对外汉语教学”、与侨办相关的叫“华文教育”，分别叫“语”和“文”，以及“教学”和“教育”，这是有区别的。就后者而言，其区别在于：“教学”重在实践，主要指具体的教学过程；“教育”则兼重实践和理论。“教学”往往就事论事，例如语言教学就只管实际教学过程和效果，不管其他；“教育”则有形而上的考虑，重点在“育”，是以教学为手段对人的的精神上的全方位培育。把对外汉语教学称为“教学”，实际上隐含着就事论事，只管语言教学的意思，避免在国际上授人以柄，指责我们要从事文化和价值观输出；而“海外华文教育”称“教育”，则是我们希望海外的华人、华裔通过祖语的学习，更多地实现对母国和祖族在文化上的认同。名称从“教学”到“教育”意味着认识上的一次深化，即认识到并且表述出，语言教学不可能是单纯的，语言教学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传播和灌输，不再有任何顾虑。

　　第三个变化是从“汉语”到“中文”。这个变化的内涵更加深刻，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国家语言政策层面，作为一项国家的事业，用“中文”作为国家语言文字的名称比“汉语”要好，因为“汉”容易使人联想到“汉族”，而汉族只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用“中”字更能体现出代表国家的名称。这个名称也比“华”好。国际上有人称“华文、华语”，“华”代表的是“华夏”，是个大民族概念，但不是国家名称；第二，在中文国际传播层面，这一名称可以涵盖国外原先存在的两种中文教学，针对华人以外的“汉语”教学和特别针对华人华裔的“华文”教育；第三，在学术层面，改“汉语”为“中文”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上，一是在语言文字本身。20世纪九十年代，对外汉语教学界曾存在过“语言派”和“文化派”之争，语言派主张“对外汉语教学”就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不需要关注文化问题；“文化派”则主张在语言教学的同时，还应重视中国文化的教学。这个争论到本世纪初取得了共识，认为语言教学不能排除文化，对外汉语教育也应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之所以会有这个争论，推究起来，与“对外汉语教学”名称中突出“语”字有关（五十年代教外国人学中文的名称是“中国语文专修班”，语、文并重；采用“对外汉语教学”名称时把“文”去掉了）。把“语”改为“文”，同时把“文”理解为“文化”，“中文”也就可理解为“中国语言文化”之省。“国际中文教育”在不否定“语言派”的情况下吸收了“文化派”的思想，不仅教学语言，同时讲中国文化，这就更符合当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的总战略，理解和实施起来就更顺了。就语言文字本身而言，语言有口语，有书面语，单说“语”和“文”都可以概括书面语和口语。吕叔湘解放前出版的《中国人学英文》，解放后再版时改称《中国人学英语》。赵元任的名著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他自译的书名是《中国话的文法》，而吕叔湘翻译过来后，把书名译为《汉语口语语法》。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1860-1943）的名著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有人翻译成《英语语法精要》，有人翻译成《英文文法要义》。其实早在1904年，在严复的《英文汉诂》“巵言”里，他说到“国之将兴，必重国语而尊国文”时，其“语”和“文”就分别指口语和文字（即书面语）。2008年我出版《危机下的中文》一书，强调这一区别，特别指出，“汉语”根本不存在“危机”，存在“危机”的是“中文”。在这样的背景下，改“语”为“文”更体现了对书面语的重视，可说是对“中文”理解的深化，这在中文教学的发展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经过几次更名，我们发现，从最初的“对外汉语教学”，到目前的“国际中文教育”，名称中的三个关键词全换了，而内容更深刻、更全面了。“国际中文教育”这个名称同样具有“事业、专业、学科”一身而三任的特点，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引领和振兴这一事业的一面大旗。而“全球中文发展”正是在这面大旗下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旨在拓宽“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范围，更好地推动这一事业的深入。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