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纪实，向来是文学的两支流脉。而纪实文学中的报告文学，则是上世纪初才兴起的新文体。我国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学者寥然可数，章罗生是长期坚持且成绩突出者之一。除发表数十篇有影响的论文外，他曾著过《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与《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等，现在又推出八十多万言的新著《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以下简称《新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堪称开拓与创新的可贵成果。

　　《新论》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不仅对中国报告文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告文学新发展作出宏观描述，评论了这时期具有突出成就的作家的创作成就与得失，还对问题报告文学、史传报告文学、英模报告文学与生态报告文学等流派做了宏观扫描和评述；对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同行的研究成果的优长和不足，也有回顾和评价；更可贵的是，作者论从史出，试图从历史发展中探讨报告文学乃至纪实文学的理论体系，对报告文学的本质设定、文体特性和价值规范作出独到论述。全书兼具我国报告文学史和报告文学理论探索的意义，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思考细致，论证成理，是近年报告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

　　其次，《新论》的创新与开拓，不仅在于它对中国报告文学全方位、多层次的理论概括与系统总结，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学科的挑战与启示。这一点，不仅贯穿于全书，而且在“绪论”中也有概括提示。如在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地位的问题上，作者认为它涉及学风、立场，以及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是否应包括“纪实文学”与“新世纪文学”等根本问题；在谈到报告文学与文论体系“重构”时，作者发现：我们现有的文论体系不但脱离“中国”实际，而且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从而提出建立“大文学”观、构建新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格局，等等。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其经验亟待总结，资源亟待开发，问题也亟待解决。因此，必须构建包括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在内的纪实文艺的独立理论体系，在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与功能作用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以促进整个文艺理论的重构。这样，才能正确、有效地引领纪实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新论》就正是在这方面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尝试：它不仅对中国报告文学创作进行了较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而且联系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纪实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在寻找规律、指出问题、研究对策的基础上，试图构筑其具有时代特征与现实意义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的确体现了作者自觉的责任担当与开拓创新的非凡勇气。

　　《新论》不仅在质量方面追求较高水准，而且在学风、文风以及写作态度与方法等方面也有较高的自觉要求。如在科研与写作态度方面，章罗生以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长期默默耕耘。在写作与出版过程中，章罗生不但尽可能立足前沿，全面占有最新资料，而且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刻意求精。与此相连，在学风与方法等方面，作者不仅坚持论由史出、论由己出，一切从“动态”实践出发，而且能秉笔直书、敢于批评，不为尊者、贤者讳。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当然，书中所提的以“新五性”取代“旧三性”等，也许会引起商榷与争鸣。但作为一家之言，著者立足动态现实，勇于迎接挑战，坚持破中有立，敢于提出新见，应是有利于学术发展、也是应鼓励和提倡的。基于创作实践提出新的理论见解，这正是文学研究界所应共同努力的。我期待，章罗生的这部新著，能引起报告文学界及其研究领域展开不同观点的讨论，而通过讨论，一定能使报告文学乃至纪实文学的理论有进一步的跨越和完善。（张炯）

　　《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章罗生著；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0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