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第一课》漆永祥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版
 
 
　　编者按　伴随着军训结束，本周，数百万大学新生开始了大学课程学习，大学第一课该学些什么？可能成为生命里怎样的过程？大学生活该如何度过？本期分别选择中外样本与您共同讨论您这一话题。

　　旧时学堂入学，老先生总要召集诸生跪在至圣先师孔子画像前，焚香行礼然后训导一番，意在齐家治国平天下。若有顽童对这个“第一课”冥顽不灵抑或嬉笑以对，则难免要吃几下戒尺。

　　当代讲求“爱的教育”，这种严厉的训诫恐怕是不吃香了。在信息拥塞的时代，学堂第一课的意义也不再那么关键。但即便是堂堂上庠，也还是希望多少借助第一课的形式给新生们一个交代、一番嘱咐。漆永祥教授精心主编的《北大中文系第一课》便是个例证。这本讲课录是当不了戒尺的，其真正的魅力却在于以德服人、以识教人、以趣化人。朱梁画壁、紫藤绿蔓的静园里的诸位先生们，是如何教导刚刚进入这园子的学生？这番在过去会被当作不传之秘的见解，又为何被印出来？正如主编所说：“先生们在艰难困顿中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面对苦难的乐观态度，以及他们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莫不如渡海之周楫、登山之阶梯，给同学们以深深的启迪”。

　　中文系学生从《第一课》中读什么

　　对踏入中文系的学生来说，第一课乃是如何从一名文学的爱好者或不爱好者变成“专业人士”。《第一课》也正是要教会他们迈这一步。

　　时至今日，中文系同其他专业一样，也是高等教育分工的一块。它固然没有设备琳琅的实验室，却也有着体系化的术语和技艺需要专门学习。简而言之，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讲求扎实的研究、文献学讲求细致的减缩、语言学则更是 “枯燥无味、佶屈聱牙”得近乎理科了。而中文学科较之数理化而言的大众魅力，在于其还是有大部分的专业内容可以为人所共乐。如刘勇强老师关于“明清小说与当代文化”的解读，深入浅出，不仅体现了学问家读“消遣书”的不同境界，更阐释了近代以来，明清小说传播如何超出了单纯的文学行为，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从零碎的寻常处读出系统的深意且有理有据，正是中文系想要教会学生的。

　　除此之外，严绍璗集“五十年学术生涯的感悟”告诉大家像他那样贯通中日、享誉国际的“文化大视野”如何形成；系主任陈跃红就“北大本科教育特色和本科生学习规划”作了权威发布；文献学泰斗孙钦善对“古代文史学科治学的根柢问题”旁征博引，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先生们一方面作为该学科的过来人（蒋绍愚所谓的“老同学”），紧贴中文学科学习、研究，就如何形成扎实的专业功底以便成为未来立身之基立论，言说甚至细致到如何产生观点、搜集资料、展开论述等专业论文写作的枝节，如陈跃红强调的“学会用口写文章”。另一方面，在关于学习的一番讲述后，先生们总会善意提醒：专业学习、学习成绩、成绩排名远不该被过分关注。学习是知识的积累，读书则涉人格的养成。

　　普通读者从《第一课》中读什么

　　先生们的“第一课”除了讲专业知识，更多涉及修身做人。本书虽冠以“北大中文”，但 “北大中文系”的前缀其实属于讲课的先生们，却并不令该书别具某种排他性的身份，更不因之局限了读者群。

　　毕竟是第一课，多位大家虽然业有专攻，却不惜多谈自己对一般道理的数十载心得。从标题上，我们就可以读到不少教诲：“读书贵在知人解世”（郭锡良）、“做人须有根，治学亦须有根”（孙钦善）、“科学研究贵在创新 创新前提继承借鉴”（陆俭明）。

　　列了这几许，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但深入翻开来还是多有锦绣文章、连珠妙语，冷不防抛出个答案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包袱来，让人大开眼界。如民俗学权威白化文老师提的问题：《三国演义》里被曹操误杀全家的吕伯奢家的猪当时为啥不叫（叫了就可避免一场惨剧），跟吕伯奢去卖酒又是啥关系？答案还需在《第一课》书中自寻。

　　所以，这看似有点“土”的标题在不经意间体现了老师们的藏拙之道。外人可能常觉得北大中文系是独一无二的藏龙卧虎之地，但中文系的人却更愿意把自己想成一个“眼望巅峰、脚踏实地” 的人，认为“与其说是一个光环，不如说是一个沉甸甸的任务”（蒋绍愚语），在“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李小凡语）的过程中，“开辟属于自己的读书天地”（张鸣语）。如果说北大中文系培养的人有什么不同，就在于他们相信“阅读是一种信仰”（曹文轩语）。而这并不是独门秘籍，正如北大常年包容着各色人士的进入，甚至默默忍受着他们在教学楼间喧哗，在校内文物古迹上刻画，中文系也和其他院系一样，愿意把自己的思想精华以最朴实的方式呈现给世人。一言以蔽之，便是“读书”二字。

　　尽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宋绍年语），先生们却无一例外地突出了读书之重要。唐作藩先生生于上世纪20年代，父亲给他设计的人生道路是念几年私塾后，在镇上当学徒。但他二叔的一句“还是读书好”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令他进入现代学制体系继续读书，最终成为语言学权威（见《结缘北大中文系，结缘音韵学》）。50年代上大学的谢冕每天到图书馆“抢到一个座位是件很幸福的事情”（见《从今天起，面朝未来》）。多位中年老师乃是恢复高考后获得新生的一代大学生，提及他们在文革重压后复苏年代的知识饥渴症，更是感慨万千。

　　但当代的人们在图书和文字信息极大丰富的年代，除了“读什么书才好”的问题外，却往往首先要面对一个“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也曾为北大中文系讲师的周树人曾说：读书分“职业的读书”和“嗜好的读书”，前者为了糊口，后者纯出自愿，无关利害。

　　必须指出，带点功利目的去读书，并无不妥，若人为了功利读书，也还算是“劝世良言”。1930年，胡适先生在上海青年会作题为《为什么要读书》的演讲，指出读书的理由包括：“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及“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

　　但是《第一课》里先生们所称的“阅读”更接近于“嗜好的读书”，不是作为养家的手段，而是为了获得思想、充实人生而主动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阅读，也更契合上引胡适列举的读书理由的第二点：“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

　　古称心口手“三到”，今须愿力、眼力和精力，这排名第一的愿力又是信力、意志力（见廖可斌文章）。读书是一种人生方式，除了丰富经验，亦且怡养性情，拓宽眼界。故读书不在于滥读一气，有书即可，而此须有选择地、有深浅地阅读。读书如交友，慎重选择才能有益身心地取得尚友古人、从游师长、交游同学之乐。陈平原希望：读书时须保持一种思考，反省，批判，上下求索的姿态和能力。而在此书中，钱理群也感叹：“当下中国年轻一代最大、最根本的问题：生活没有目标，而所谓‘生活目标’，本质上是信仰问题。”换言之，如果读书可以成为信仰，又何患生活无目标。既是信仰，又何须一些媒体和法律人士来忙活说要“为全民阅读立法”？这个问题或许简单，却是一个让中文系的众贤达们念兹在兹的，也是《第一课》想要对社会有所裨益的。

　　人人都需要读书

　　在搬入今年新落成的人文学苑之前，北大中文系数十年来一直在一个叫静园的地方。在自己的园地宁静致远，是这个时代难能的心境，也是中文人卓尔的精气神所在。无论是谁，只要愿意捧起这薄薄卷册有心一读，那无论有无清茶一杯在侧，你便不难在教授们淡淡或愤愤提及关于某个时代、某个环境的故事后，感受到压在纸背的、先生们追怀往昔与观照当下的心境。即使是在地铁和车站的造次颠沛间，若有一刻能细品先生们举重若轻的叙述后的精神态度，也能一得愤悱启发，而有会心莞尔。教授们虽有不少书生一世，却也久经沧海，心境澄明，其才德早已堪为万人师，态度却谦和如旧雨新知故人闲话。站在讲授这“第一课”讲台上，他们心中的“同学们”显已超出了“北大”、“中文”或“新生”的范畴，这“第一课”也可以走出校园课堂、学海书山之园囿，在揭示学术门径外，引领人生轨辙。

　　百年悲喜，邦国多难。所幸者，世间总有许多读书种子，也便多了许多可爱的人生。北大虽旧校，其命维新，从沙滩红楼到“一塔湖图”，老北大心系家国兴亡的激情和燕京大学追寻中西通融的气质交汇激荡，读书声朗朗间，弦歌不辍的文脉长存常青。但《第一课》不只是一部故事集和掌故旧闻汇编，不只是为了讲述丰神俊朗的传说，而是描摹一个校园的精神气质。如果读书种子的故事能借助这本书的“梯航导引作用”（见序言）进一步地播撒华夏，则幸之尤甚。不少人想读书却又不知从何读起，而《第一课》倘若能对他们有所启发，就可谓善莫大焉了。

 
　　来源：《南方教育时报》2013年10月11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