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绕不开去的老话题，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理论话题。由刘锋杰教授领衔的团队经过五年的奋斗打拼，终于完成并出版了近八十万字的《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人们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视与合理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值得参考的成果。

　　全书十二章，呈现出两个互补的主题。前八章的主题是“史”，详实梳理了近一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史。总的看来，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走过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历程。具体说来，又可分为八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百年开端，这是文学与政治关系自由追求的时期。挟政治改良和新文化启蒙的时代风气，这个时期人们可以自由地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梁启超主张文学政治化，王国维主张文学去政治化，鲁迅则二者兼而有之，构成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三重图景，奠定了日后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的基本格局。第二阶段为1926－1936年，这是文学政治化的奋进与质疑时期。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酝酿、奋进，到左联时期巩固、成型；另一方面，梁实秋和胡秋原、苏汶等人对文学的政治化表示质疑，对文学的自身特性加以捍卫。第三阶段为1936—1948年延安文学时期，这是文学政治化的全面确立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在苏区全面确立文学政治化的基础，文学去政治化的自律论彻底丧失了生存的合法性。第四阶段为建国初期的十年，这是文学政治化进入国家生产时期。原来延安苏区的文艺方针这时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指导思想，文学成为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形态与国家形态合二为一。第五阶段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文学伴随政治的调整进入弱政治化时期，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受到一定关注；到了“文革”中，文学被绑在极左政治的战车上，文学的弱政治化完全被文学的极端政治化所代替。第六阶段为1978-1988年的新时期，这是文学的去政治化时期。鉴于“文革”文艺完全沦为政治工具带来的灾难后果，邓小平顺应文艺界的呼声，明确中止“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文学的审美规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进入全面探索时期。第七阶段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转型时期，这是文学再政治化的提出与深化时期。基于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出于对文学回避现实政治形成的软骨病的不满和对远离政治的“纯文学”不足的反思，在西方文化研究政治化方法论的启发和支持下，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被重新提出，“文学政治学”的专著首次出版，“政治”和“文学”的概念得到了新的阐释。第八阶段为2000年以后的新世纪，这是文学再政治化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时期，也是文学政治维度的重建时期。这时，对“纯文学”的质疑与反思几乎成为一种集体的声音，“人民文学”在给“人民”注入“公民”的内涵后得到重新提倡，人们普遍认识到，“政治”如果指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人民利益，那么，文学不仅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于是，通过给“政治”正名，“文艺”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也得到再正名。这种阶段特征的划分与提炼自成一说，历史的梳理建立在大量扎实的资料基础上，堪称朱晓进《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之后这方面推出的又一力作，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

　　该书的另一主题是“论”，也就是“文学政治学的创构”。这是由全书的后四章完成的。作者通过甄别西方现代“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阶级政治”的不同、西方现代文论审美与政治不分与中国现代文论审美与政治分立的不同，吸收西方以伊格尔顿、布迪厄为代表的“后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文艺的根本特性是“艺象形态”，阐释了“文学想象政治”这个独特命题，分析了文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存在形态。它开拓了研究的视野，增长了学界的新知，丰富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乏引起共鸣的真知灼见。

　　如此等等独到而深入的思考，使得该书成为继曾永成　《文艺政治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之后又一部横向建构文学与政治关系新论的理论著作。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03月14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