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咆哮彭城--唐代淮上军民抗争史（763-899）》 卢建荣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宋祁在《新唐书·南诏传》中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有一句评价：“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此处“桂林”二字，即指八百名远戍桂林的徐州远征军强行返乡所引发的“庞勋之乱”。故事发生在868年，唐廷动用了十几万军队、耗时一年才平定这场叛乱，其余党的身影却在此后的王仙芝和黄巢等人的叛乱中时时闪现，直至40年后帝国崩溃。崩溃只是呈现出来的结果，此前必然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卢建荣《咆哮彭城》一书，就是以“庞勋之乱”为切入点再往前追溯到一百年前，从徐州一地寻求地方自治与帝国中央集权所产生的种种矛盾这一微观视角入手，来呈现帝国溃败的过程；此外，他还意图从传统的史料中发现新的内涵，从而“替历史中被消音的弱势群体兼失败者发声”。本书内篇分为三部，每一部的叙事主体——徐州节帅王智兴（822—832在任），在教坊专司讲笑话的彭城伶人张渐（—845），以及亲眼见证唐朝灭亡的史家郑樵，实际上就是那些被掩埋在主流叙事之外的人。在作者笔下他们一一复活，从各自的角度讲述晚唐百余年中彭城与帝国的互动及各自的命运。

    事实上，在此前百年的安史之乱（755—763）后，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减弱。尤其是河北三镇几乎成为“国中之国”，不仅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连节度使的任免权也由中央委任改为地方自行推举。中央虽有过几次收复失地的努力，均宣告失败。到了唐武宗会昌四年（845），在商讨对泽潞用兵的御前会议上，宰相权德舆已经明确表示：“自艰难以来，列圣皆许三镇嗣袭，已成故事。”这是在朝堂上毫不遮掩地承认河北三镇的特权，且君臣都习以为常。“庞勋之乱”发生的长程的时代背景就是如此，此时的唐帝国 “如同断了两腿的老人，只能坐在轮椅上管理丧失河北地区的残破国家”——寻求地方自治的现象，也只可能出现在中央集权衰落的时代，如唐末、民初。

    自781年至868年，徐州处于中央委派官员与地方推举节帅轮番执政的状态，生存在帝国中央和河北三镇的夹缝之中。其间，徐州甚至有长达50年的时间未向中央缴纳贡赋，王智兴治下还自行征收高额的商业税——要知道徐州地处大运河必经的要冲，所得税款惊人。中央与河北三镇关系恶化时，徐州的自治空间就会变大，徐军军官团仿效河北三镇驱逐长官自行选帅，得到朝廷追认的可能性也更大；一旦中央与河北三镇和平共处，对徐州的管控就会迅速加强，面对类似事件朝廷会选择镇压。但是，一次次成功的先例，会成为后来者足资仿效的“传统”。以致868年庞勋起事，还向士卒宣称“遵王侍中（王智兴）传统”，徐地人也普遍认为朝廷追认的手续十天半月就能送达，完全没有考虑到此时唐廷相对稳定的局面，完全可以腾出手来收拾此乱局。这场叛乱有上述“传统”所造成的误判，也因征税后徐地民众税负加重而军官团待遇降低，超期服役而军中诉求上达不畅等种种合力所致。

    抛弃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主要面向的研究方法，以微观个案与边缘视角切入，力图在体察叙事对象当时当地情境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出一套解释历史的模式，这是很典型的“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这也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作者使用了191种（篇）中、日、英语文献，对出土唐代墓志的运用尤见功底。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在人民大学所听的主题为《历史史实、历史解构与历史反思》的讲座，主讲人是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他提到一种“木棍燃烧理论”：研究历史，事实固然重要，我们更要去观察木棍燃烧的细微的过程。

    遗憾的是，文中几条线索并没有交代得很明晰，以文学标准来衡量他这本以叙事史学结构的“历史小说”，语言过于啰嗦。他的长处还是在历史叙事，这也使得以史学手法写就的外篇可读性，反而要强过以文学写法写就的内篇。相较美国的史景迁、欧阳泰以及国内的茅海建、骆宝善，他明显欠缺叙事上的天赋和才能。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把彭城和中央的矛盾简化为自治与集权的对立，可能存在简化历史的危险。若以此为准绳，该何以解释781年李洧脱离相较独立的淄青镇导向朝廷的历史事实？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4年04月25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