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是牟宗三先生《政道与治道》一书当中的两个概念，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生命之特色是“理性之运用表现”，而缺乏“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的运用表现是生活，是智慧，亦是德性。理性的架构表现，概言之，一是民主，一是科学。牟先生提出这两个概念，分析和解答了一个时代的大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科学和民主政治？这是牟宗三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

　　在今天，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问法，那就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进一步追问，当代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当做些什么工作？

　　读罢秋风先生的《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笔者认为，秋风先生有意无意承接了牟宗三先生的工作，并把这一工作往更加具体和细致的方向推进。实现现代化先得有现代化的头脑，牟宗三先生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所应做的工作就是让每一个概念各归其自身，每一个概念都有恰当的意义，分际清楚而不混乱，事理明白而不搅合，这是“正名”的工作。从此意义上讲，本书采取传统疏解的方式发挥了这种“正名”作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常通过为经典作注疏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本书保留了这种传统。作者从《论语》《孟子》《礼记》《尚书》《周易》中择取十章进行疏解，对“人心”“天下”“义利”“君子”“革命”“宪政”“启蒙”乃至“民主”“科学”等逐一诂解，并把它们融会贯通在“华夏-中国治理之道”这个大体系中。这个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推动理性的运用表现与理性的架构表现齐头并进。

　　人们谈起中国文化，常喜欢列举各个时代的文化业绩。一个外国人来中国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去一趟万里长城，去一趟博物馆就可以打道回府了。然而中国文化并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早在 20世纪初，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作出至今值得人们深省的论述：“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

　　如果中国文化在今日依然有生命力，那么她应当能够培养出自立的人，应当能够安顿现代人的身心，应当能够为解决现代问题提供思路。如秋风先生所说：“中国文明未死，今日中国是古代中国之延续，设计今日中国之优良治理秩序，不能不进入中国历史，向先人请教，与先人对话。”他认为中国文明未死，这一个不死的永恒的生命在这本书中的表现就是“华夏-中国治理之道”。
　　人们已经渐渐形成共识，现代化虽然开始于西方，但它一旦出现后，就没有地域性，只要它是真理，它就有普遍性；人们已渐渐形成共识，传统文化并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儒家与现代化并不矛盾，儒家政治观强调“正德、利用、厚生”，现代化符合儒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人们已渐渐形成共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在于心性之学、天人合一思想，其短处在于科学学统与民主政治，文化从业者不能因为做不成文化的“富二代”而责怪祖宗没有为后人准备好一切，而应在这个改革开放，古今、中西激荡的大时代做好中西文化的正名和汇通工作，让每一种文化尽其所长，进而取长补短、扬长避短。

　　中国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从文化上来说，要实现现代化，需要转理性之运用表现而为理性之架构表现，在保留中国心性修养之学对中国人身心安顿作用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新的学统，对已为人类公认的价值如科学、民主予以合理的安排，合理的证成，让这些观念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道路虽然曲折，但是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我们在这种期待当中，看到秋风先生的《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的出现，看到知识分子的努力与担当，不亦乐乎！不亦快哉！



　　　来源：新华书目报  2014年0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