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札记　　作者: 穆宏燕 著　　出版社: 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4-6-30 　　页数: 360
　　定价: 58.00
　　ISBN: 9787564913496

　　穆宏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波斯（伊朗）文学研究工作，发表有多种学术论文、研究专著和译著。

    《波斯札记》是一本名字朴实低调、却做得十分精美的书。不过在标题党和外貌协会盛行的今天，该书的内容才是更值得感叹的主题。书中一篇篇不算长却十分精彩的文章，不仅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古老的文明和神秘的国度，而且还不断刷新着大部分人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原来古老的波斯、今天的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原来唐宋词牌《苏幕遮》、傣族的泼水节竟源于波斯，原来茉莉花、水仙花都原产波斯，原来唢呐不是我们传统的民间乐器，原来佛不仅从印度来还从波斯来，原来《我的名字叫红》中描摹的伊斯兰艺术瑰宝细密画竟和中国画相关，原来伊朗并非人们想象中最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所有的惊叹都来源于我们知识的盲点和眼界的狭窄，而《波斯札记》这本小书就像一扇门的钥匙，无论你有意还是无意间握住了它，开启的都是一扇打破封闭世界、拓展新视野的大门。

    这把钥匙的打造者，就是学者穆宏燕——我国少有的研究伊朗文学和文化史、且精通波斯语的专家。

    “我写的是人们不知道的”

    《波斯札记》这本文化随笔集，源自于北京青年报《历史纵横》版的约稿。原本穆宏燕和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主要写学院式的论文，只和小圈子里的同仁们交流，从来没想过为大众写普及文章，没想到这一写一发不可收拾，几年下来攒下了一批专门介绍伊朗历史文化与中国关系的文章——她为自己和读者同时打开了另一扇窗。

    “刚开始写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伊朗的宗教、历史、文化，后来写到萨珊王朝时期（公元224-651年），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变得非常密切，当时我就问编辑，写稿的方向是继续写伊朗本土文化，还是向中伊文化交流转变？结果编辑说，读者可能会对中伊文化交流感兴趣。我很感谢编辑的是，一往这方向转，我看到那些资料，发现这是个非常丰富的领域，感觉写不尽。”穆宏燕告诉青阅读记者。

    正是这一组专写中伊古代文化交流的稿子，突破了我们历史教育的局限，让我们了解两国之间、两个文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互深刻的影响。

    得知琵琶、箜篌来自古代的伊朗或许不算意外，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熟悉的葡萄、茉莉花、水仙花都从伊朗引进，中国的狮子、唢呐、菠菜等词至今都与波斯语对应。“这是个广阔的天地，要写真是写不完。”穆宏燕说，梳理这个话题，让她非常有兴趣。而其中的很多真相对大部分人日常认知的颠覆，也非同一般。比如《佛从伊朗来》中，写到古代伊朗人通过“丝绸之路”这条“信仰之路”将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贡献。

    穆宏燕笑言，写《佛从伊朗来》这篇文章，搞印度研究的人就说她是“伊朗中心主义”，“但是我文章中不否认佛教是从印度来的，印度高僧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人们都知道的。我写的是人们不知道的，佛教传入中国、尤其是佛像的造像艺术的影响，伊朗人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一点，以往是被屏蔽掉的。”她强调。

    细密画、四行诗的中国影子以及波斯诗歌对欧洲的影响

    面对一个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古老文明，或者穆宏燕玩笑中的“伊朗中心主义”，多少扭转着某些偏执的“天朝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的看世

    界眼光。然而谁是真正的中心不是重点，重点是当我们追随着历史的真实看待世界时，我们的坐标必须随时调整，才能看到更多更远。比如，各个文明间的互动，远比我们通常的认知更深。

    在《波斯札记》中，穆宏燕通过分析帕慕克的名作《我的名字是红》，详细介绍了细密画艺术的历史与特性，其中提到中国画对细密画诞生的影响。她说，自己最近刚写了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建立于隋唐时代、兴盛于两宋时期的中国宫廷画苑体制，如何被蒙古人带到伊朗，催生了细密画的过程。

    而除了细密画之外，书中还有两篇文章，穆宏燕对唐诗绝句和波斯四行诗进行了比较研究，谈到唐绝句对波斯四行诗的产生有着极大的影响。有意思的是，伊朗学界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他们坚决捍卫四行诗是伊朗土生土长的产物，但是四行诗这种诗歌体裁确实是在中亚产生的，而且是在唐绝句兴盛之后产生的，这是他们怎么也否认不了的。”

    不过，穆宏燕也谈到，伊朗诗歌的成就之高是举世公认的，并且它对西方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西方诗歌中常常用到的“夜莺”与“玫瑰”的意象，就从伊朗诗歌中来。“中世纪伊朗诗歌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推动作用很大，伊朗著名诗人哈菲兹的诗翻译到欧洲之后，他诗中倡导个人精神自由、追求生命价值以及爱情至上的表达，对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穆宏燕介绍，无论在歌德、黑格尔、丹纳的著作，还是在叶赛宁的诗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对哈菲兹的推崇，而在恩格斯关于文艺评论的文章中，穆宏燕发现，恩格斯懂晓波斯语，能读哈菲兹原文诗，并盛赞其“音调优美”“令人愉悦”。另一位中世纪诗人鲁米，则对西方现当代诗歌影响较大。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伊斯兰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影响，成为主流话语中被屏蔽的部分。

    被西方话语屏蔽的伊朗

    让穆宏燕感到不解的是，伊朗作为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和中国关系极其密切的重要国家，在日常的认知中，中国社会似乎只看到国际政治中显得特殊的伊朗，却屏蔽了对其社会、文化的关注。即便是关注，也都是从西方主流媒体的角度来关注，比如说认为他们的女性都罩着黑面纱，而不去真正探究它的文化。

    在她看来，其实伊朗在文化宣传方面投入很多。“伊朗文化部是除国防部、外交部之外的第三大部，对文化非常重视。政府对外的文化宣传也有很大力度，但是收效甚微。我的感觉是：中国的媒体更愿意跟随西方的视角，于是这些年伊朗的对外宣传都转向国际政治了。这是西方话语的一种屏蔽作用，我们的媒体自己主动去了解伊斯兰文化，所得到的伊斯兰世界的信息，很多都是从西方过来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以西方的眼睛来代替自己的视角，这在国内是非常普遍的。穆宏燕说，她曾参加过一个专家会议，听到一位学者提到他正在译的一本德国人写的印度佛教史，他认为中国学者如果连这本德国人写的书都没看过，怎么去研究印度佛教史？“中国学者做佛教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看德国人写的著作呢？当然做学术研究，尽可能多看各家著作多搜集资料这是应该的，但不是必须的。中国人自己去看印度佛教原典，自己了解自己研究不可以吗？不能是中国学者做学问一定要看西方的才能做。学术界如此，媒体更如是。就算到了伊斯兰世界，记者也是带着西方的眼睛去看待当地的。”

    她说，美国在9·11之后，每年都会翻译大量伊朗、阿拉伯现当代小说，作为了解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手段。这其中固然有美国为了其国家意识形态宣传需要，有针对性选择诸如《在德黑兰看〈洛丽塔〉》这类作品介绍给普通读者。但是大量在当地受到欢迎的经典作品，他们也有翻译并有学者进行研究。

    不跟“国际接轨”的伊朗学术研究

    而与西方话语的屏蔽相对应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渠道，我们确实也较少听到伊朗和阿拉伯世界关于自己文化的阐释或研究的声音。

    对此穆宏燕说：“伊朗的学术研究，套用一个时兴的、我很不喜欢的一个词，就是他们没有跟‘国际接轨’。”

    穆宏燕本人做伊朗古典诗学的研究，发现伊朗本国对自己的古典诗学研究很不够。“我感觉他们研究的方式有点像中国清代，就是进行版本的考据、整理、注释，然后写一篇详细的序言，那就是最权威的研究了，之后就看不到别人做了。”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她说自己的大学同学在北大做伊朗《史集》研究，这部巨著涉及面广，可研究的方向很多，但基本上只有西方人在研究。

    这种学术研究方式，使得伊朗学界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导致外界对其文化、历史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也只能看到西方的研究和诠释。“我到了伊朗，他们知道我翻译了伊斯兰诗人莫拉维（鲁米）的《玛斯纳维》，问我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中国人怎么看得懂？他们认为，我们的文化你们非伊斯兰学者是不懂的。”

    这或许就是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他们依旧不在乎西方如何阐释他们的文化的原因。

    伊朗小说成就不敌诗歌

    穆宏燕认为：“做文学研究，如果不把它纳入到文化史范围内，视野是打不开的。”《波斯札记》可以看做是这种文化史研究的外延产品。在她看来，了解一个国家、社会最好的方式，是阅读其文学作品。

    凭多年研究的经验，穆宏燕认为伊朗文学有一个现象：小说大多在抨击现实、反思自我，而诗歌则承担了更为理想化的、展现伊朗传统文化深厚的美的任务。她曾经专门研究过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的文学，“巴列维国王执政时期，伊朗特别西化，很多小说都在抨击西化之后带来的道德沦丧，还有土地改革、城市化带来的问题等等。而诗歌都在表现伊朗传统文化的美，读起来令人震撼。女性文学也是如此，女诗人不像小说家那样倾向于写女性受到宗教和社会的禁锢和压抑，诗歌中写的是女性的自立自强。”

    “从古至今，伊朗的诗歌成就是优于其小说的，伊朗诗人在本国的地位，在国际上的影响，包括我读他们的作品产生的共鸣感，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大概与他们的文化传统相关。”至今，伊朗的诗人在其国内都拥有崇高地位，而在伊朗普通人的生活中，诗歌也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家人或朋友一起聚会朗诵诗歌，仍是常见的场景。

    伊朗小说和诗歌成就的失衡令穆宏燕感到疑惑，为什么小说创作就不能像诗歌那样表现出本国文化的魅力呢？“我特别喜欢帕慕克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论伊朗作家还是阿拉伯作家，他们都没有把伊斯兰文化的魅力写出来，他们给人一种身在庐山的感觉。相反是帕慕克写出来了，他无疑受的是西方教育、生活方式也是西化的，但是他写小说受益于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而且他向往的、书中恋恋不舍的情结，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辉煌。”

    伊朗、阿拉伯的作家，比如说获得诺贝尔奖的埃及作家马哈福兹，大多在写伊斯兰世界的负面现实。这令人联想到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也重在反思社会。穆宏燕认为：“反映社会问题是作家的责任，但另一方面，生活在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我觉得以我所看到的中国小说，也没有一个现当代作家能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美。如果能有这样一个作家的话，我很期待。”

    文/本报记者  刘净植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4年09月12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