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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环保遇上发展——对新的复杂局面的学术探讨

本报记者舒明

2003-02-28 13:56:01 来源：

　●与经济、社会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相适应，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对环境问题的截然不同的认识。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学术状况，在西方是渐进完成的。

　●对中国的学者、政府官员、大企业老总等决策者而言，在当前有必要出现“第二次飞跃”，真正深入到当代环境与发展的思想前沿。现在市场上的环保书很多，但往往是低级重复，“绿色前沿译丛”选择的是一批90年代以来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最具含金量的著作，希望能从更高的理念上，为读者提供有启发性的思想。

　如今，“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这两个概念已经“像‘自由’与‘和平’一样，没有一个正常人会愿意公开加以反对”。但是，在新近推出的“绿色前沿译丛”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9月后陆续出版）这套学术著作中，对这两个概念的讨论充满了争议与歧见。学者们各执一词，有的观点听起来甚至极为偏颇。然而，正是在一系列的评估、分析与论证的过程中，当代环境问题的真实现状及其巨大的复杂性被逐渐呈现。

　环境问题的复杂现状，首先与突飞猛进的技术发展有关。丛书之一的《消失的边界：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护我们的地球》（［美］希拉里·弗伦奇著李丹译）中，就举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但又充满争议的例子”：

　——长久以来，农民们年复一年通过贮藏种子并在来年再次种植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通过这一过程，他们逐渐挑选出最好的、最具适应性的品种。而当今正在进行的基因革命却与这种方式背道而驰。一些从事生物技术开发的公司成功地对日益加强和日益全球化的专利保护方案施加了影响。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把农民贮藏和再次播种种子定为非法的行为。

　但在这个故事里，农民也不是完全“清白”的——农业中基因的多样性在近百年间遭到了不断的破坏，这主要是因为农民为了追求产量和效益，逐渐地用更为单一的作物取代了传统的品种多样的作物。在印度，50年前，农民还种植着三万种大米，而今天，印度四分之三的大米种植地仅仅只种了十种甚至更少的大米。植物基因多样性的急剧丧失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脆弱，随之而来的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农作物的损失，并且这种情况也使得未来农业可以从植物基因多样性中获得的品系越来越少。

　与经济、社会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相适应，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对环境问题的截然不同的认识。比如，对于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之后开始普遍受到重视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就有“强”与“弱”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强与弱：两种对立的可持续性范式》（［英］埃里克·诺伊迈耶著王寅通译）中，作者把弱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都摊在读者的面前，进行了充分的剖析。根据“弱”的观点，现在这一代人是否用完了不可再生资源或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都没关系，只要造出了足够的机器、道路和港口、机场作为补偿就行；而强可持续性的观点认为，除了总的累计资本存量外还应当为子孙后代保留自然资本本身，因为自然资本是不可替代的。——听起来，似乎“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作者并没有轻易贴上这样的标签，他的“结论”是：度量可持续发展必须非常小心。作者指出，“由于不确定性和无知，科学并不能确切地告诉社会，在消耗自然资本方面它能走多远，才不会危及子孙后代的福利……预防原则和最低安全原则意味着保护自然资源的代价可以超出预计的效益一定的系数，经济估价技术也提供了最好的关于效益和成本的信息，但是，为保存某种形式的自然资本而决定可以付出超过效益的多少系数的代价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绿色前沿译丛”中，甚至还有像《硬绿》（［美］彼得·休伯著戴星翼徐立青译）这样集中代表美国保守派环保观点的作品。对许多人而言，作者的观点简直是匪夷所思。他认为，惟一的稀缺是绿色的稀缺，是人类未触动的森林、荒野、湿地。为此，他提出“在第三维生活”的策略，也就是开采地下资源，以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和生活节约土地。因此在他看来，核电、化肥、生长激素、地铁和高楼大厦都是绿色的，而垃圾分拣、太阳能加热、风能等则是损害绿色的。作者的第二个命题是“富裕是绿色的，而贫困则不是”——只有富裕，社会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实现“在第三维生活”，而贫困只能使人们搜刮地面，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实现他的“富裕的绿色”，作者坚定地主张让自由市场发挥最大作用，反对由专家开药方、由政府下指令的环境保护政策；甚至对于污染问题，他也反对政府的控制，主张通过市场的力量加以解决，对小的污染则置之不理。

　“绿色前沿译丛”主编诸大建教授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学术状况，在西方是渐进完成的。从1962年到1992年，西方的环境保护理论经历了从“浅绿色”到“深绿色”的变化，近十年间，有关理论又有很大发展。但在中国，对环保问题的态度则是一种跨越式发展。仅仅在十年前，有关环保的文章还被认为是一种“奢谈”，是富起来以后才能考虑的事。但最近四五年来，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现在，有必要让公众意识到，环保不是“口头禅”，也不仅仅是回收废电池、垃圾分类之类的事务——不是说这类事务不重要，而是我们要对决策、对源头的问题有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对学者、政府官员、大企业老总等“决策分子”而言，在当前有必要出现“第二次飞跃”，真正深入到当代环境与发展的思想前沿。这套书就是希望引入一些非常前沿的学术思考，从理论和政策的层面上进行深度的探讨和介绍。惟因如此，对于国外学者们在环境问题上发出的各种声音，也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即便是《硬绿》中的“奇谈怪论”，都颇有了解的必要——正如《硬绿》译者之一戴星翼所指出的，保护主义应该被看做是美国环境保护领域的主流，小布什上台后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一系列被视为后退的措施，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理论的应用。我们之所以对这些观点感到陌生，主要原因是我国环保和生态领域的学者很少接触这些人和这些观点。

　诸大建认为，政府、市场机制和公众参与是环境运动的三大主体。而公众参与的主要手段，就是了解信息。环保不能光靠伦理。认为环保是道德问题，这是不够的。环保是一种包含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在内的综合科学，要从凭勇气讲环保变成靠科学讲环保，既要有一种伦理道德与朴素的感情，另一方面也要提高科学知识的含量。现在市场上的环保书很多，但往往是低级重复，讲现象的多，深入思考的少。希望这套书能从更高的理念上，为读者提供有启发性的、闪光的思想。

来源：文汇报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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