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年：1945 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 伊恩·布鲁玛 著；倪韬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1月

    说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和一句话。

    一个笑话：二战结束后，美国军队占领了荷兰，一时间生育率大涨，嗷嗷待哺的私生子女遍地都是。荷兰大主教找到美军的一把手，要他出面管制起来。那个将军傲慢地说：“你既是主教，怎不知《圣经》里早就说过：‘人哪，繁衍吧！’”

    大主教回答：“是，但是《圣经》里没说：‘人哪，繁衍完了就走吧！’”

    一个故事：马丁·吉尔伯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今年2月刚刚去世。二战期间纳粹轰炸不列颠，年方8岁的他被转移到大洋对岸的加拿大，交给了一对夫妇收养。战争末期大局已定，大人带着他回国，他两手拎满了养父母给他的礼物，在利物浦码头下船，早已迎候在此的亲属冲了上来，一边抱他，一边动手抢他手上的水果——英国人已经四年没见到水果长啥样了。

    一句话：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二战期间参加反法西斯组织，被关进过集中营，他在自传体小说《周期表》里写道：反法西斯是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在战争初期，谁也不知道法西斯是可以“反”的。

    衡诸一般人的见识，这些事实和看法都很“非主流”：身为解放者的美国人，在荷兰过着糜烂的性生活；作为战胜国国民，英国人被食物匮乏逼得人性值下降；正邪双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各自扎住阵脚，对垒起来的。被盖棺定论的“二战”大体方方正正，怎塞得下这些奇形怪状的细节？

    塞不下也得塞。否则为什么要纪念二战？每一种纪念，其实都是掘墓和问尸。在《零年：1945》的开头，伊恩·布鲁玛先是把自己的祖国荷兰称为“一个富庶的国家”，旋即话锋一转，说自己“因为生得晚（1951年），所以未曾见识过饥饿的后果，但还能隐隐约约感受到报复心理和喜庆欢腾的回响。”我立刻想到了那个笑话。美国人带来的生育狂潮，是这“喜庆欢腾”的一部分，也源于饥饿和报复的冲动，它们看上去如此非主流，如此不正确。

    西方从未完成它们的过去，我们仍在二战的遗产之中纠缠不清——托尼·朱特在其巨著《战后欧洲史》里写道。如果二战就是简单的正胜邪，或类似《魔戒》故事那样的一波三折，最后逆转，这话也就没来由了。就说法国人吧，戴高乐是他们评出的上世纪最伟大的同胞，但他的形象再高再大，也挡不住维希政权遗下的刺目的伤口。法国投降过，“沦陷”过，在沦陷期间，大部分国土都被纳粹扶植的伪政权所控制，大部分国民选择屈服，让生活继续，一如往常。个体并无浴血抵抗的理由，然而国耻就火辣辣地从天而降，这该如何清算？

    无法清算干净。布鲁玛有点讽刺地写道，戴高乐是借着盟军的东风杀回大陆的，作为将军，他的最大任务与其说是光复国土，不如说是聚合抵抗力量，形成比较唯一的声音，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试想，倘若泱泱法兰西完全是被盟军“解救”的，自己连一点抵抗的姿态和实绩都没有，岂非比沦陷更大的羞耻么？保不准，它也要像小国寡民的荷兰一样，听任解放者们四处放炮了。

    《零年》里引了《战后欧洲史》里的观点：不管对于积极的抵抗者还是通敌分子，“他们的主要敌人，通常情况下就是彼此：德国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大势归大势，裹挟其中的个体各打各的算盘。法国解放得较早，但由于维希的存在，法国人分裂了，站错队的人惶恐不安，竞相为自己洗白，而碰巧属于抵抗一方的人则扬眉吐气，渴望行使复仇的权力。只要内斗之后没有真正达成和解，伤口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就此而言，中国人受“文革”的煎熬，情况也相似。

    这是法国，德国呢？战败者受惩罚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同样的问题：那个必须承担罪责的国家，和个体是怎样的关系？布鲁玛博览群书，却似乎没提到德国大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他的小说写尽了战后普通德国人的艰苦处境，他们饿极了找食的疯样，和法国人、英国人是完全一样的，大家都是人类，都进化出了同样的消化系统。然而1945年，没有几个人会认为，战争责任是有限的，应拦在政治领袖和军事人员的范畴之内；平民支付了不应由其负担的代价，而那些住在其他国家、因德国战败而无家可回的德国人，就更是一大群被殃及的池鱼了。

    如果把战争比喻成一枚炸弹，那么发动者就是弹体中的火药，士兵是飞舞的弹片，此外的所有其他人，都是被爆炸震到的泥土，有的飞上半空，有的跌坐一边。战争夺走了千百万条人命，更有十倍百倍于死者数量的受害者，是被殃及的。只是有的被殃及者，例如“珍珠港事件”后被拘捕的在美日本人，始终是被动的，有的则主动加入到已有混乱之中，如东南亚、东欧、南欧和中欧那些诸民族高度混居的地方，野心家很容易地就能发动暴民，趁乱攫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无非是权力与财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地位。

    布鲁玛在序文里讲了写书的缘起：想走进历史，“读懂我父亲和他那代人身处的世界。”1940年代初，他的父亲还是乌得勒支大学的一名法律学生，加入了一个门槛很高的联谊会，该会很快被纳粹所取缔，父亲和其他人举行抗议，不久，他们头上的压力日增，绝大多数人都不敢跟纳粹对着干，而是乖乖地被分配到各个集中营，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干活。战争结束前夜，父亲在柏林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大轰炸和大动乱，于1945年初秋返回荷兰。这些事情，别的亲历者未必愿意记住，就是记住了，也不太可能详细到一个日期，一个姓名，布鲁玛拥有这样一位父亲，实在很幸运。

    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虚假同感偏差”，总以自己的经验为大，认为别人哪怕跟自己不同，至少也要认同自己的发言权。而老布鲁玛有惊无险地回家，这个经验却激发他的儿子去探访那些没法回家、亡命于途的人的经历，人文学者的成色便发见于此。我们觉得一个社会“人妖颠倒”已经很可怕了，但欧亚大陆的1945年，没有完全的人，也没有彻底的妖。一个德国的纳粹余孽、一个南斯拉夫游击队员、一个哥萨克士兵跟一个波兰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并不大；解放者也可以是强奸犯；一个女人前一天还在欢庆胜利，第二天就出卖肉体。是的，把《零年》当作一部好看的历史八卦也未尝不可，但请不要低估布鲁玛先生的关怀。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5年04月03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