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中国人是矛盾的,时而想出将入相大展宏图,时而想归隐山林梅妻鹤子,既可今朝有酒今朝醉,也可不问今生求来世。在今天,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冲突中,我们更能深切感知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以及我们个人的精神矛盾与痛苦,人们既不知如何自处,更不知如何与他人相处。可以说,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坏时代,同时也是中西今古文化融合变形,形成与时俱进新文化的好时代。

    回望华夏民族的文化来时路,其实并不难找到造成今天人们精神矛盾,甚至是精神分裂的文化之因。在中国当代哲学家、文化学家张岱年及其博士生、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程宜山共著的《中国文化精神》中,两位作者剖析了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精神及中西历史文化差异,以辨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及缺陷,整体上呈现出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史。

    正如作者所言,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动态系统,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它既受地理、历史、政治等诸多因素影响,又会对这些因素产生反作用,形成生生不息、互为因果的循环系统。中华文化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主干上,不断融合、吸纳其他民族文化,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既有主脉又有分枝,蔚为壮观的华夏文化系统。该书的特色在于分析每一种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沉浮起落的原因以及对社会发展、变革带来的影响,重于分析文化的表征,比如对儒家文化的兴盛,法家文化隐退的分析等。同时对于近代以来,学术界关于中西、古今文化的利弊得失争议进行了分析点评。

　　该书的两位作者文风老道,在观点提炼以及文化主张方面也是尽得八面来风的圆融。但作为非学术阅读者,通读此书,得到的却可能是与作者主动呈现的不尽相同的东西。在此书中,我看到的是造成中国人今天“精神分裂”的因,以及对未来在一段时期之内仍将持续迷茫的果。处于时局中的人们往往很难辨清一种文化学说,在被人利用之后所产生的形变。多少以圣人圣子之名祭出的道德大旗,其实早就被抽筋剥骨,与原初的文化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文化,或许需要站在几百年、千年以外,跳出当时的利害格局、深度反思才能破除其中的伪饰。

　　中国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显学,其原因便在于其对帝王的统治有利。皇室以仁义道德来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塑形塑魂,以“礼乐”来强化阶层观念,教化民众安“天命”、守“本份”,尊崇王者之命。道家文化一直能够以“在野”的地位生生不息,便在于它能为那些在仕途、世俗竞争中失利的人,提供一个精神庇护所,一方面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减少不稳定因素,一方面又给予了这些“退隐”者以精神尊严。如果说儒家、道家思想,仍是属于社会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领空,那么佛教则更类似于贫苦百姓的精神乐园,教化人们不为今生修来世,今生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都可成为来世入乐土的资本。

　　不论是儒家的仁义中庸、道家的退隐无为、还是法家的依法治国,以及墨家、名家、阴阳学派,即使这些已不再是今天文化舞台上的当红花旦,但其实他们的核心思想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各种利益制衡中此消彼长。正因为这些文化既彼此矛盾冲突,在某些方面又能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才在中国人的基因里种下文化多样性,同时也自相矛盾的种子。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成就了中国人在精神领域,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如何都能自圆其说的独特风景。

　　文化不会独立于社会、政治、历史而存在,它会因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变化。此时,正是中国经济超速发展,古今中外文化交融、碰撞的变革时期,中国未来的文化如何演变难以下定论,但可以断言的是,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主流的文化,必然是有益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富国富民的外向型文化,而当世界真正实现大同之时,或许文化才会转向平和宁静内敛。
 


　　来源：《大众日报》2015-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