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力量》，赵牧著，暨南大学出版社，定价：38.00元

    本书主要涉及当代文学与文学现象及作者从文化研究角度对此所做的评述，共分为三辑，第一辑为《天涯来去》，以记叙性的散文为主；第二辑为《谈鸡论鸭》，以杂文笔法为主，论及一些社会或文化现象；第三辑为《说文解字》，以文学、影视等作品和现象为对象，表述较之前两辑更为理论化。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强调，集中的十五篇小说跟他年轻时候做过的梦有关。这些梦，当然是关乎未来的，然而却盘旋在记忆的天空，使精神的丝缕常常牵系着那些已逝的寂寞时光。这就很难不遭遇尴尬，并且令他颇为苦恼。而正是这些尴尬和苦恼，造就了《呐喊》的基底。所以，鲁迅虽则强调“须听将令”，但却不时地流露出悲哀与绝望。在《狂人日记》里，鲁迅的确让狂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然而他却随后“痊愈”，赴“某地候补”，并认同了邻居、兄长、家仆、医生、佃户，以及那些尾随在他后面
  
    投掷石子的小孩子们的意见，且将昔日所写自名“狂人日记”。所以，一旦有机会坐在“人肉的盛宴上”，恐怕他也会以为“吃人”与“被吃”皆为顺理成章和自古而然的事。在《故乡》里，离乡十数年的游子，会见了年少时的玩伴，却倍感失落。主人公意识到那些地位上的区隔，在当初本不成问题的，如今却结成厚厚的屏障阻在他们中间。于是，众生平等的梦碎了一地。而临末，他们下一代之间的友谊，虽以开辟新路为喻，终还是不免陷入循环论的阴影了。

    然而，恰就在这里，我们体会到了记忆的力量。

    很多情况下，记忆是与梦想同构的。记忆不仅牵系着逝去的时光，而且参与形塑了我们当下的生活及有关未来的梦想。作为清国留学生的鲁迅，在东京的弘文馆里之所以定下学医的志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给患病的父亲抓药的记忆。这记忆时常抓挠自己，让他觉得很有下一番苦功的必要，以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庸医所延误的病人。然而，仙台医专的教室里观看“幻灯片”的记忆，又使他失落。因为像这样麻木和无聊的看客，身强体壮又如何呢？甚至于，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他还禁不住愤愤然地说，这样的人，病死多少都是无所谓的。于是他弃医从文，试图改造国人的精神。但也接连遭遇失败，以至民元以后的很多年，他就颓唐下去。然而，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急先锋而又感到寂寞的钱玄同找到他，他本来是要搪塞一番的，但却从《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竟接二连三地写了下去。显然，往日改造国民性的梦想，受了新的时代风尚的感召而被唤醒了。但同时被唤醒的却不仅是那些梦想及其挫折，而且连带着想起一个“铁屋子”的隐喻：假如一群人正在绝无窗户而又万难破毁的铁屋
  
    子中昏睡，这时节，与其唤醒他们中较为清醒的几个，使这不幸的少数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倒不如让他们一律从昏睡进入死灭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呢。

    跟这一隐喻相联系的，自然是鲁迅在民元前后的创痛记忆。不止一次地，鲁迅在文章中说，要认真写一部民国的历史。因为在他看来，自从清帝逊位以来，虽则国家取得了共和的名号，但共和的精神，却从没落到实处；而那些为民国献身的烈士们，虽则名字被刻上了石头和写进了卷册，但鲜血却是白白地流失了的。这让他感到极大的失落和愤慨，毕竟他也曾经慷慨激昂并热情参与了民国的缔造，甚至一度设想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然而民元之后，“城头变幻大王旗”，他虽在教育部做了小吏，但即便想在美育这等琐屑之事上有所推动，却也没能如愿，反倒不得已躬行起先前所反对的一切。这经历，让他深感民国的空气里有一种重压，仿佛能让人窒息而亡。因此，“铁屋子”的形象，就盘旋在他的脑际，并化身为文学的修辞，一则表达了他在这环境中的挫败；另一则呢，却又给随之而来的颓唐，找到了一个正当理由。

    本文摘自《记忆的力量》

    来源：新华书目报  2015年0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