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许倬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定价：48.00元

    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文化时代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电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就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大约距离现在七八千年前，在广大的中国地区，已经有很多“现代人类”的后代分散在各处。他们从旧石器时代简单的采集渔猎生活，进入到生产食物的阶段。

    在南方，今天湖南、江西地区，那时候湖泊非常密集，几乎类似内海。在湖边沼泽地带，东方的人类第一次耕作水稻。从九千年前开始，大概经过一两千年，水稻耕作的技术已经扩散到更为广大的地区。

    南边沿海浙江的河姆渡文化，有村落、水井、船只，他们已经充分知道怎样利用水资源作为维生之用。在北面，种植稻米的文化也扩散到汉水流域，甚至于汉水上游的汉中也已经有水稻耕作。在中国长江下游一带，今天所谓长江三角洲地区，逐渐发展了以湖熟文化为典型的许多水稻种植的村落。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考古学家根据中国家牛的骨骼化石重建了东亚黄牛的谱系，他们的研究显示：离现在一万年前左右，黄牛第一次被驯养为家畜。这一份数据指出，除了耕种以外，牧养文化也出现了。牧养动物可以作为食物，食物来源从采集渔猎转变为人类自己可以控制的食物生产。才经过两千年左右的时间，牛只和羊只就普遍成为中国北方的常用食物。
    也是七八千年前左右，在太行山东边延伸到渤海冲积平原的山坡地，人类发展了粟（小米）种植。很快，它就扩散到四处，在中纬度的中国北方，耕作小米成为最普遍的农业活动。日后，小米的种植还远传到日本和东部沿海岛屿。今天台湾山地的原居民，由于他们的地理条件不宜于种植水稻，也曾经以耕作小米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各种不同的地形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发展各种不同地方文化的条件。同一类生产形态，决定了这一人群的基本文化面貌。共享同类文化的人类，就会发展出一定的归属感。于是，人类族群的分野，往往并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当做认同的文化基因。

    上面所说的这三种生产形态，也确定了古代这些族属的分类。例如，牧养文化的人群，常常会带着牧犬在原野上照顾牛羊，在晚上，他们构火围居，于是他们被人称为“狄”———就是带着狗在火边上围坐的人群。挟带长弓的渔猎族群，就被称为“夷”。种植小米的人群，往往有刀耕火种的习惯，也就是焚烧树林，在林木的灰烬上种植粮食。这些人，就可能被称为“烈山氏”“神农”或者“后稷之后”。后世“周人”的这个“周”字，则是田野的象形。

    在离现在六七千年左右，中国各处的农业村落都已经有相当规模，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各处。他们往往也结集成为更大的共同体，有保护聚落的城墙，有统治阶层居住的大屋，也有生产上的分工。当然，因为社会分化，也出现贵贱有别。农业生产所累积的粮食已经超过日常需要。有些考古遗址出土了存储的粮食。新石器时代已经有酒，作为宗教和礼仪仪式上的饮料和供品。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了一些猫的骨骼，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猫的骨骼，发现它们已经是人类为了防止鼠类而培育的家猫，而且，作为家猫食物的鼠类是以偷食仓储小米为生的。

    本文摘自《说中国》 


    来源：新华书目 2015年08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