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张英、王姝蕲（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受访人：白岩松（明星新闻主持人）

　　“岁渐长，已有权保持沉默，更何况，众生喧哗的时代，我用嘴活着，也活在别人嘴里。今天为你点赞，明天对你点杀，落差大到可以发电。显然，话多是件危险的事！然而，沉默是件更危险的事……我没开微博，也没用微信；只能确定这本书里的话，是我说的。”

　　白岩松在新书《白说》里说到青春、乡愁、成功、失败……此类话题被一些读者评价为“鸡汤”，白岩松否认这是本鸡汤文集，但是他又说：“大学生的确需要很多鸡汤，因为在青春的时候，最需要营养。”

　　为了更系统地给年轻人指引，白岩松办了“新闻私塾”，名叫“东西联大”，已经招了三届共三十多个学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四个学校的学生聚在一处，每月一课，学制两年。我们的采访便从东西联大说起。

　　■《白说》的后记里你提到“欠学生一次公民课”，为什么？

　　□我们曾经有一个课堂作业，要用一个“公”字作阐述，学生阐述了“天下为公”、“公务员”等等。我当时插了一句话，“一定不要忘了还有‘公民’，有空我给你们讲一堂‘公民课’”，但后来没讲。他们7月份毕业，8月份时我写了这篇后记。

　　虽然公民课我们一直在讲，走到哪里我都会讲，这本书里也有；但需要更系统地去讲。应该怎么去讲，我还在思考的过程中。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从老百姓向公民的转变，这背后是我们从农耕社会的熟人社会，向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因此，也怨不得此时有很多人呈现不出公民的特质，因为他习惯了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各种行为很受约束，周围人的眼光都盯着你，大家都觉得熟人之间不能丢人。中国人在熟人之中，道德水准是极高的，宁可替别人排队，把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抢着买单。可以说，中国人在熟人里呈现出来的道德水准，我认为在全世界是最棒的，最牛。但我们一旦到了陌生人社会，人性中的另一面就出来了。所以我认为，这种转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你的第一届学生已经毕业参加工作，就业后是否存在焦虑？

　　□我们约定了毕业之后每年都聚一次，第一期去年年底回来，在我们家聚会，都来了，一个没缺。吃饭、喝酒、聊天，喝着喝着开始轮流痛哭。他们带着很多想法走向社会，但在社会里跌打滚爬了小半年之后，各有各的感触。那天我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联大这个团队不仅是一个让你们学到很多东西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你们将来永远有地儿哭的地方。”我也经历过从校园里那种充满玫瑰色的畅想，到社会中恢复成灰色的那种现实，都正常。二期今年年底再聚的时候，我相信也少不了这种痛哭；但痛哭相当于是加油，释放了接着再去面对。这个社会上挺缺少能让你哭一场的地方，挺好的。

　　■当他们痛苦时，你如何引导？

　　□原来将理想当作口号，放在表面，但现在他们得学会放到更深处。在临毕业前，我会给他们讲很多，其中一点是你要接受平淡。最后一堂课每次都是在我们家上，题目叫《趣味》，那一天先从喝茶开始，接下来给他们讲古典音乐等等。

　　我为什么要讲趣味？因为那堂课要送别。我告诉他们，我知道前面等着你们的是什么，但是有了趣味我就不担心。你生活中有很多的趣味，朋友、喝茶、听音乐、阅读、聊天、发呆、散步、长跑，等等这些就可以应付生活的平庸无常。所以这堂课也代表了我对他们的前路，和我自己所走的道路的一种了解。

　　■网上流传很多的“白岩松”语录，你怎么看待那些以你的名义贩卖的鸡汤？

　　□真有比我写得好的！

　　其实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启功老爷子说的，我用他的话回答这个问题。1995年我去采访启功先生，当时琉璃厂到处是启老爷子的字，二十多块钱一幅，我就问他，您去过琉璃厂吧？他说去过。我说什么感觉？他说真有比我写得好的。我继续问，那怎么判断，哪个是您写的，哪个不是您写的？他说写得好的都不是我写的，写得不好的是我写的。很多年后当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想到，启老爷子早就回答过了。

　　■你儿子现在也上大学了，你对自己儿子讲的，跟你在大学里给学生讲的道理有什么不同吗？

　　□一个父亲给儿子讲的最大的道理在于父亲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用嘴说。比如说我带他踢球，到现在我快50了都比他踢得好，那他自然就有动力了。

　　可是你去大学校园，面对那些陌生的孩子，你一共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跟他们交流，你得浓缩了讲给他们，那哪是鸡汤，你必须讲鸡精。你这一辈子可能就跟他们打一次交道，你给他讲一部分，剩下他有什么问题，你给他回应。青春太需要这种推动和鼓励了，我1980年代上大学，要是当年没那么多讲座，我觉得很多事情会改变。讲座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90分钟不一定都是OK的，但只要有一分钟，有五分钟突然点亮了你的某一种感觉，就OK了。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5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