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年代》，李军奇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定价：38.00元（订购）

    当我在记录者李军奇的书稿《喧哗年代》中读到一些文字时，我有些恍惚起来。我好像读到了去世不久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魔幻，又恍惚读到的是马克·吐温笔下《百万英镑》的荒诞。身处与150年前狄更斯的英国、100年前马克·吐温的美国、50年前马尔克斯的拉丁美洲相似的当代中国的镀金时代，实录中国精英各阶层断裂与转型之难之痛的《喧哗年代》一书，似乎有特别的阅读价值。

    因为特别的对象、真实的记录、深刻的思考，这本书虽然只是一个“70后”记者近年来采访的结晶，但是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的诱惑和救赎！

    在万花筒式的人物与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后，在读毕全书掩卷长叹白云苍狗世事无常时，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被商业浪潮全面冲击的年代，社会精英首当其冲！但建构什么样的商业文化，委实需要社会精英的自省和蜕变。“中华民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这不仅是我近年来一直思考得出的结论，而且也是我读完这本书后的真实感触。

    历经几代人多角度全方位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中华文明终于迎来了复兴的曙光。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等等，正在夯实着大国复兴的基础。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契约观念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的这一代工商企业家，由于他们最直接参与社会变迁，接触到最新潮的国内外事物，他们在对自身利益关注更强烈的同时，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个社会转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因而他们也是最活跃、最有思想的群体。

    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最近接受采访时更明确提出：“我认为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核心、骨干力量，而不是学者。”中华商业文化迫切需要历史性的大发展，而华商的崛起将是中华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是中华商业文化复兴的新希望。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靠耕读传家，工业文明时代则应该商学皆本。中华民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复杂现状：我们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商业伦理缺失和市场法治缺乏等问题，迫切需要确立商业文化地位、加快商业文化发展、完善商业文化体系、高扬商业文化旗帜。

    从大历史的尺度、全球化的视野和新中华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我认为正在成长的中华现代商业文化是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如果与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成功融合，将使新中华文化能够依靠内生基因的创造性转化，更好更快地实现伟大复兴。所以新的中华商业文化不仅仅是全方位的现代商业文化，也必然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新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基础。

    《喧哗年代》一书记录了当下各类精英在商业社会中的奋斗、荣耀和挣扎，这是作者为历史留下的一份特别的底稿———作者以抛弃伪饰、逼近人性的方式真诚地拷问这个镀金时代。身为这些群体中的一员，我自知我们无一日不面临商业文化的翻新和淘汰。欢笑与泪水齐飞，诱惑与救赎同在。

    三千年前，面对传统社会的礼崩乐坏时，诗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情怀和“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勇气，让此刻身处巨变时代的吾辈感同身受。正如莲花因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花中之君子；我希望华商也能够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超越拜金主义的诱惑，实现商业文化的救赎！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5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