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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刷被皴染过的历史

2003-04-07 15:04:20 来源：

　编纂一套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参考资料集，并不算什么新的举措，以前的学者，陆陆续续也编过不少种。在国内，像过去中华书局出版过《中国哲学史参考资料》若干册，曾经是过去几十年里学习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参考书。在国外，很有名的，比如狄百瑞(W． de Bary)编《中国传统研究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和陈荣捷(Wing-tsit Chan)编《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前者与(印度传统研究资料集)、(日本传统研究资料集)构成一个系列，196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影响相当大。

　不过，尽管有这些书在前，我还是希望重新编一部新的《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可以用参考资料集代替教科书”?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教师，首先，我常常遇到的一个困惑就是，当我们大学里面那些集历史叙述和解释为一体的教科书，把所有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好像都已经完满地总结和论断了以后，那些教科书的读者还需要，或者说还可以做什么、想什么?其次，经由那些教科书中权威解释了的内容，如果它已经可以充当考试的标准答案，可以使阅读者获得需要的分数，那么，除了一些自己对历史有兴趣的人以外，学生们还会去读有关历史的原始文献么，这样，历史就不再是原来的历史，而成了被咀嚼过的饭、被皴染过的布了么?再次，这些教科书是否会成为关于历史研究的范本或者模仿的文本，如果是，那么接受了这些现成答案以后的历史研究将如何进行?

　因此，我总觉得，代替教科书，更多地阅读和使用那种解释成分较少、文献资料较多的参考资料集，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修正过去依赖教科书的弊病，也可以使读者少一点后设的结论，多一点自己的理解。

　当然，也许有人要问，现在在前人所编的之外，重新编一部参考资料集，是否有了起码的条件?我想是的。首先，经过这些年的世事变更，中国大陆的学术界不仅开始走出意识形态的局限，而且有了与哲学史区别的自觉，更有了来自本土的问题，思想史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叙述立场。其次，思想史有了丰富的新资料，除了众所周知的考古新发现，像简帛文献等等，使得先秦两汉思想史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范围之外，由于思想史观念的变化，也使一批过去很少被纳入思想史视野的资料，特别是过去的边缘资料，开始进入了思想史关注的焦点。再次，思想史研究的背景视野，也从过去的单一的汉族中国，放宽到全球，至少像明清以后，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背景由“天下”变成了“万国”，它的思想史，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线索，于是它也有了很多诸如“交往”、“影响”、“冲击—反应”、“世界体系”、“现代化”等等框架，这使得原来的资料不敷使用。

　但是，我得承认，编起来还是很难，并不是说，现在来编一套参考资料就一定比过去的好，这里把我感觉的困难和我自己的理想说一说。

　第一个困难是，思想史是一个学科边界至今也还不很清楚的领域。虽然它作为一种历史著述被欧美历史学界普遍接受和使用，从19世纪晚期已经开始，但是，尽管西方人对于如何是“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如何是“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或Intellectual History)、如何是“哲学史”(Philosophy History)有过种种讨论，可它的领地边界至今也没有一个被共同认可的说法。而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它也和哲学史很难分清，所谓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之类的词语，常常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中混用，特别是近年来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知识史的互相结合、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史被普遍重视，更使得这种原来期待的学科边界被瓦解于无形。于是，这使得我们现在重新编纂一部《参考资料集》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如果我们不想漫无边际地扩张思想史的领地，以至于思想史本身都被瓦解，我们应当如何小心翼翼地、有节制地选择文献资料?

　第二个困难是，如何合理地确定文献资料的章节安排，使它能够摆脱过去思想史编写的旧格局?在拙著《中国思想史·导言》中，我曾经说过，在以往的各种《思想史》中，习惯的编纂法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思想家们的章节，大的思想家一章，小的思想家一节，不够等级的可以几个人合起来占上一节，再不够格的也可以占上一段，而这些思想家的组合就是思想史，大多数《思想史》都是这么写的。但是，我总觉得，这种方式并不能体现历史的连续性，也常常使思想史变成“学案”，而不是“历史”，它忽略了那些作为“背景”的合唱声音，更容易忽略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影响人们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那么，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通过文献选编尽可能地呈现更广泛的思想世界?

　第三个困难是，过去各种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参考资料选编，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相当完整和固定的理论和历史在，他们是按照一种既定方针和思路在有目的地选择文献资料的，但是，这样的参考资料实际上是对某个《思想史》进行解说或提供证据，因此，读参考资料集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读扩大了的某个思想史著作的论据，那个思想史著作始终明里暗里在约束着阅读者对思想史的理解。我不否认每个参考资料都有自己的历史理解在支持它的选择思路，但是我们能不能使参考资料变得更开放一些?套一句熟语，就是使参考资料集的阅读者在这些资料的阅读中有“可持续发展”，他们能否从这里面进一步发展出自己对思想史的看法?过去我们的教育常常是“教”居高临下，用考试、答案和分数制约思想，尽管常常说“教学相长”却总是忽略了“学”如何对历史进行理解，那么，我们能否能够采取某些形式，使阅读者能够自己从中得到理解的自由空间?

　因此，我当时设想中的参考资料集，其结构应当是，首先由简明的“编者按语”或者“引言”开头，对每一节的内容提纲撷领，然后，有若干“关键文献”，因为这些文献可能是了解这一部分思想史的关键，因此需要加上较详细的注释，以帮助理解，而注释又最好能够进一步提供深入探讨的线索，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引用资料；再后面，是为了进一步扩大阅读面所安排的“参考文献”，我希望这些文献能够超过过去教科书的范围和数量，使读者能够自己在原始文献中理解，并想象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状况；最后，是经过选择的“参考论著”，当时我建议应当广泛搜罗中外文的论著，仿佛提供一个挑选过的论著索引，为愿意更深入研究的读者提供信息的空间。这里所有的意思，就是三点：一是少一些固定的叙述和结论，免得它成了限制思想史空间的紧箍咒；二是多提供一些文献，让读者接触一些应当自己读的资料，免得在第二手的叙述中接受现成的答案，三是尽量提供一些论著，让读者知道还有更多的深入的探讨，不要以为这点儿教材就已经穷尽了思想史。

《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　葛兆光、廖兆光策划，葛兆光、廖名春、蔡乐苏等编撰
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６月第１版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3.4.4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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