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伸懒腰的学问》书摘

　　第一辑　俗人俗事

　　失眠

　　中学语文教材中选了台湾散文家张晓风的一篇文章，名为《不朽的失眠》，文章还有副题：给没考好的考生。是励志，也是安慰。文中的主角是唐代诗人张继，科考名落孙山，失意归家，道经苏州，于失眠中成诗一首，便是传诵千古的《枫桥夜泊》。这绝对是坏事变好事的范例：睡不着觉捡了个大便宜，居然有这样丰硕的成果。这样的好事从来没碰上过，虽说我对失眠的体验，应该不比张老先生少。可见要想成就不朽的失眠，先得是有不朽因子的人。故我对失眠的态度，总是倾向于拒绝而非接纳。

　　但失眠这玩意儿是最坏意义上的不速之客，不请自来，排闼直入，真正的“自来熟”，而且狎昵到轰也轰不走—若是能令行禁止，那也不成其为失眠了。正因难对付，保健书上就支出各式各样的招。最狠的一招是“不睡觉法”，不到眼睛睁不开，绝不上床；上床后十到十五分钟内不能入梦，马上下床。古人的问题也许没有现代人来得严重，但这一招他们是早就用了的，有诗为证。《古诗十九首》中《明月何皎皎》有云：“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阮籍《咏怀》诗里大概是纪实，“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其时“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心情颇好。睡不着觉而能有此雅兴，洵属难得。我修养太差，失眠了就烦躁无比。好像很小就有过“不寐”之事，大人教以最原始的法子—数数。还没数到上千，心思不知飘哪儿去了。成年后，失眠的机会更多，一度真是成病了，睡觉简直成为一件要命的事。别人推荐的招都用过，全不管用，到最后，只好吃药。但很短一段时间就停下不服。原因是每次服药之后，即静候睡意袭来，如若不是招之即来，马上大起恐惶：为何吃了药还不行？有此一念，再别想睡，两眼炯炯到天明。也曾尝试干脆不睡，无奈总有心思在睡觉上，睡觉的意愿与睡不着觉的现实，两者之间的挣扎弄得人疲惫不堪，有一种昏昏沉沉的亢奋。这点亢奋不够用来做事，只够用来着急。

　　想睡而睡不着，这是地地道道的“不由自主”。谁在替我们做主呢？古希腊神话里有睡眠之神修普诺斯，管的就是这事。据赫希俄德所言，这一位与其兄弟死神不同，轻手轻脚，对人甜蜜。他用树枝触动困倦者的前额，或者从牛角中洒出使人入睡的液体。那液体想必比药灵验百倍，但他也许只管洋人。我们的神祇里似乎没有专司睡眠的，只有《西游记》里孙猴子之辈偶或弄些瞌睡虫之类，小打小闹。所以我们的睡眠，大体上是谁也不管。

　　谁都不管，最后只好靠自己。我后来也悟到了，失眠这不速之客如同人来疯，越理他越来劲，索性不理他，自觉没趣了，或者自动就告退。最要不得的是跟他着急，一着急就坏事，好比抽刀断水，举杯消愁，只有加倍的难受。其实也是没辙了，只好逆来顺受，不想与古人以毒攻毒的路数，倒也暗合，只是我绝不下床。躺在床上看书，再迟也是好整以暇，权当没有睡觉这回事。必到睡意深浓，浓到灯也懒得关了，这才撒手弃书，蒙眬睡去。所以总是“床前明灯光”，彻夜不熄。如此这般，睡眠的质量可想而知，以欠觉替换了失眠，代价可谓惨重，故我对失眠的胜利，只能叫作“惨胜”。
 

　　关于梦

　　“自古至人无梦”—似乎不做梦是得道高人的标志—据此绝大多数人倒是可以很轻易地鉴别出自己“妄人”、“愚人”，总之是普通人的身份，不再费心去幻想成为一个高人，因为我们隔三岔五不免要做梦，敢于断言自己从不做梦的人，几乎没有。

　　人人都做过梦，然而所梦各异，因此也就各有各的经验。也许除了做梦必在睡眠中之外，我们根据经验可以就梦境达成共识的唯一的一条便是，它是虚的。电影电视很能反映或利用这种共识，所以每当表现梦境，画面必先淡去，朦胧一阵子，以示其“虚”。不过更能直观反映出我们对梦之形式的模糊想象的，似乎是古时的木刻画和后来的连环画。梦中最活跃的当数视觉，只是所见之物有形状却没有多少质感和质量，轻飘飘像气体，气体浮荡空中，所以我们总疑惑梦中所见是在我们的上方。画里的情形便是这样，多是一缕轻烟袅袅而上托着梦。如果哪个画家让梦境出现在画的下方，那恐怕很有被讥为缺乏常识的危险—梦怎么会在床底下？

　　也许正因为梦虚而不实，它反倒比其他想象更能挑逗人的好奇心。梦中藏着微言大义吗？不知道，至少人们愿意相信是如此。古人很认真地相信梦有预示的功用，所谓“梦境忽来，未必无兆”，所以替人详梦、圆梦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职业。现今的人对梦已不是那么郑重其事，不过为数不少的人也还是喜欢说梦。我有位密友对奇奇怪怪的食物有特别的嗜好，前些时候她梦中吃到一种怪异的果子，数日后恰有熟人从广州带来一种叫不出名堂的水果，她尝了之后惊喜莫名，坚称与她梦中所食形状、味道分毫不差。又有一个朋友到西北旅游，在陕北的一个村子里惊呆了，因为那里的地形、房屋，包括一个大坑，简直就是他几年前的一个梦的翻版。我对这二人所说不敢怀疑，因为他们都不是神神道道、夸大其词的人。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梦从来未曾应验。六岁那年要搬家，我在梦中倒是提前梦到了我家的新居，那是一幢小楼，没有一个房间，或者说整个房子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空无一物，只中央有一螺旋的楼梯直伸到天花板，说这里是宝塔的内部也许更确切。不用说，我的新家与我所梦毫不相干。更说不通的是，梦的尾声也即梦的高潮，我在楼梯上疯狂地奔跑着，最后还是被一歹人追上，杀死了。

　　当然即使不信梦兆，现代人对梦也还有别样的探究，即如我的梦，也许心理学家就很乐意拿去做研究人的潜意识的材料。我很有几分相信弗洛伊德梦是潜意识某种显现的理论，有时甚至愿意相信梦如其人，但我极不情愿将这说法用在自己身上，因为根据我做过的梦去下判断，我很像是一个潜在恐怖分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梦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我被杀死，一类是我把人家给杀了。虽说我自觉从无杀人的冲动，然则潜意识之为潜意识，不正在其不为本人觉察、意识吗？幸而潜意识化为行动的通道幽狭纡曲，而在潜意识的出口处，我的“超我”想必恪尽职守，看管甚严，所以我至今尚未为害社会。善哉！善哉！
 
　　我的“另类”高考

　　我实在是幸运的—恰在高中毕业的那一年，高考恢复了。学校读书的气氛骤然变得浓厚，“复习迎考”成为主旋律。我自然也被裹挟其中，但对撞上的好运却全无意识。

　　说来可笑，到那时为止，我对大学连最起码的概念也没有。“南大”、“华水”、“南师”都进去转悠过，在里面疯玩，对我而言，大学只是一些比中学大了好多倍的大院而已。我看不出大学和我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上大学会带来什么别样的前途。从小到大，想过当兵、下乡、当英雄，就没想过上大学。在考上南大以前，南大的名教授我甚至一个也报不出来，只知道一个名人，叫钟志民，“走后门”进校门，自我反省后主动退学的，报上一直在宣传。此外关于大学的正面“知识”，大约就是来自一部名为《决裂》的电影了，片中有场高潮戏：身为党委书记的主人公怒斥以没有学历为由拒绝农工入学的教务主任，举起一农工长满老茧的一只手，激动地宣布：“这老茧就是资格！”

　　就因为无知，我对大学并无向往之情，相反，高考于我颇有几分节外生枝的意思，将来如何非我所计，眼前摆着的是，不能自在玩耍或是随心所欲地看书，得每天圈起来复习了。从上小学到这时，还真没正经上过多少课，起劲地还在“革命”。在学校的复习班里一堂接一堂的课，就觉百般难挨。大学就是这复习班的延伸吗？可能没人相信，即在那样的气氛里，我也极少憧憬考中的一日，倒时而悬想着下农村。

　　其实即使没有高考从天而降，也轮不到我上山下乡，我姐姐早就下去了，按那时的规定，我留城顺理成章。那毕业就该进工厂了，这却正是我惧怕的。几度到厂里“学工”，得出一个结论，当工人极无趣，数小时机械重复地劳动，下了班便作鸟兽散，各自回家。对不谙世事而又喜好扎堆的少年人说来，“学农”就要有意思得多，一大帮人吃住在一起，无人管束，笑闹不已。我想象的农场或“集体户”就是这样，近乎永远的夏令营。有本“文革”前出版的小说叫《边疆晓歌》，把知青生活写得田园诗一般，也在助成我的下乡之梦。最滑稽的是，高考前我还弄了本《儒林外史》在看，也看不出好来，但小说开头写王冕的那一段却深得我心，王冕岂不就在乡下，放放牛，读读书，好不自在。我擅自就把那惬意的画面拼贴到关于农村生活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去了，也不管王某的阶级身份其实大有问题。

　　现在想来，如此醉心插队落户，应当还与它比当工人更风光不无关系，虽说人们私下里早看作是变相的发配了，报纸上却还在大吹大擂，学校里也在不停地动员。记得就在恢复高考前夕，学校还把我们一帮毕业班的学生干部拉到乡下搞活动，好几个晚上，老师在点了油灯的土屋里找我们长时间地旁敲侧击，巴望有那么个把学生跳出来，主动报名下乡，如此学校有了树先进的机会，不仅对上面有交代，还当得分不少。报名的冲动我早就有的，一度甚至与几个好友结成死党，信誓旦旦将来插到一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意向父母有点知道，有段时间他们忧心忡忡，一再告诫不可“头脑发热”。

　　“发热”之事终于没有发生，原因之一是我的死党们都已偃旗息鼓。高考一来，自然一切都另说了。不知道曾经的“发热”是否留下了后遗症，既然下乡在悬想中意味着或热闹或闲适的一种自在生活，日复一日的闷头复习委实让人受不了。当下的吃苦是要有日后前景作诱饵方能乐在其中的，不幸我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对大学毕业后干什么也不甚了了，所以我的迎考一直在茫然中进行，有一搭没一搭。

　　结果是，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我名落孙山，比分数线低了两分。那一年我所在的四中考上了七十多人，高考录取率南京第一。压力顿时就来了，我感到万分羞耻，没脸见人。这成为以后几个月我埋头温书的主要动力。上补习班，请人辅导，大量地做习题，无非就是这些，没什么可说，接下去就该跳到结果，结果还算不错，我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

　　领到录取通知书后的某一天，母校请我去给未来的考生作报告，同时被请的还有一位比我高两届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饮食公司，似乎是个先进典型。学校的意图很明显，请他，意在说明考不上大学不是世界末日，“一颗红心”可以“两种准备”；请我，是以我之例说明，一次考不上不打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终有成功一日。这安排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到我嘴里，就有些“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其时正在一团高兴之中，大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又在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遂大谈“扼住命运的喉咙”。“扼住”云云，大有咬牙切齿的味道，将自己大体是消极懵懂的高考过程“升华”为与命运的抗争，更是想起来就脸红。不过虽在懵懂之中，我的命运的确因高考而改变。没有高考，我大概不会在学校里教书，天经地义地与书为伴。我特别庆幸的是不迟不早，在那个时候参加了高考：早个十年，根本没有高考一说，迟上十年，则不得不面对天网恢恢的应试教育，不是复习几个月，是从小学起就得时刻准备着—老天，饶了我吧。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