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渡》，董贻正、薛传钊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定价：35.00元

    他们生于 1930年代的中国，出身中产家庭，1948年进入清华大学，是当时的学界精英。他们见证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本报推荐：作者们详细回忆了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解放前的大学教育，与后来的大学状态完全不同。

    从上海到北京，那时最便捷的路线自然是走津浦线。当时全国仅有几条铁路主干线，南北的是津浦线、京汉线，东西的是陇海线。但是，当时的津浦线并没有解决“横跨长江”的问题。所以，从上海乘坐火车，到南京下关，整列火车要上轮渡，火车解体成三截，过江后再还原。

    1948年，国共战争激烈，津浦线被切断，无法通行，从上海到北京只能先坐船到天津，再乘火车到北京。这些事都由高年级返沪同学组织的“北上同学会”来操办。从上海到天津，只有两艘快轮：一艘是我们乘坐的“锡麟号”；另一艘是“秋瑾号”，这是纪念反清志士徐锡麟、秋瑾的。两人都是绍兴人，徐锡麟在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凌迟处死，时年35岁；秋瑾被砍头，时年31岁。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反清烈士”竟被视为“牛鬼蛇神”而被挖坟弃尸。“文化大革命”后，在西子湖边重建秋瑾墓，并以汉白玉塑造秋瑾像，并镌刻有孙中山的题词“巾帼英雄”。

    虽说是快轮，但全程也要48小时，我们学生都是买的通铺，没有床位，就是在甲板或过道上打地铺。老同学早告诉我们，说是过黑水洋时，风浪特大，很多人都会扛不住而呕吐的。所谓黑水洋，就是黄海北边的那部分。黄海由南向北，因其含沙量及海水深浅的不同，分呈黄、绿、蓝等不同颜色，黑水洋在黄海北部，海水较深，水呈蓝色。果不其然，到了黑水洋，我们很多同学都吐了。

    到天津后，我就住在南开大学。南开是老教育家张伯苓于1919年创办的，抗战时同北大、清华一起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芩和蒋梦麟、梅贻琦是西南联大 3位常委。张伯芩是周恩来的老师。抗战时，张伯苓站在中间立场，1948年还曾担任国民党的考试院院长，为毛泽东所不满。新中国成立时，蒋梦麟、梅贻琦都离开了大陆，但张伯苓留在了大陆。但南开校庆时，竟拒绝这位创办人回校，可以想象老人当时的心境，也可以看出当事人的胸怀。他 1951年 2月 23日病逝于天津，周恩来同志立即赶到天津张宅吊唁，向校长遗体行礼默哀，慰问了张师母，表示自己很遗憾没能早点来，又说道：“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那时不像现在的大学，不仅有招待所，还有星级宾馆。学生上学，没听说过还要家长陪同护送的。

    我们到了南开大学，按照指定的教室，把课桌拼起来当床，打开自带的铺盖，睡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去北京。

    当时解放战争战场局势已经很明朗了，其实早在1947年3～5月孟良崮战役后，战场的形势就已经改变了。是役，国民党组成3个兵团共约45万人，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结果被全歼，全副美械装备、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 74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到了 1948年夏，国民党在各个战场都是节节败退，津浦线的一些城市也被人民解放军攻克。但是不知道国民党是真不知道实际情况还是故意自欺欺人，在国统区总是宣传国军取得了哪一个战役的胜利，战场的宣传上也有很多这种自己都不知道信不信的宣传方式。铁路两侧，见到不少“华北剿总”刷的标语，真是杀气腾腾，什么“杀朱拔毛斩贺龙”，什么“打到石家庄，活捉聂荣臻”，火药味特浓。从表面看，似乎士气高昂，实际上只不过是掩盖自己的心虚。

    几个月后，三大战役打响，国民党一退再退，最终退到台湾这个孤岛上去了。

    本文摘自《春风渡》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5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