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熊姣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定价：45.00元（订购）
  
    本书从有关约翰·雷的研究文献出发，结合英国十七世纪的社会、宗教与哲学背景，试图以博物学编史纲领的视角来叙述当时科学活动的真实图景，探讨约翰·雷博物学思想的内涵，分析其在十八世纪英国科学史乃至整个科学史上的影响。

    如今，恢复、传承博物学，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修习博物学能丰富人生体验，便于个体洞悉进化之奥妙、发现自然之美，进而有助于提升环境伦理。基于博物学编史纲领的史学研究，也将重写人类文明进程的过去。

    ———编辑推荐

  
    很长一段时期内，博物学一直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要么是被正统科学排除在外的业余活动，要么是经过精心调整后成为科学的真子集。博物学家的工作也时常被视为无足轻重的，或是零散不成体系的研究活动。

    关于博物学，目前的观念大致包括以下几种：其一，博物学是科学研究的两大范式之一，虽然现在已经不再占据重要性，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许能起到补充作用；其二，科学是诞生于十九世纪的产物，早期历史上不存在真正的科学，博物学是这类早期粗糙的科学形态之一，充其量是某些现代学科的雏形，仅能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有限的参考。总体而言，这两种观念都试图将博物学纳入科学的范畴。实际上，博物学是一种古老的地方性知识，它是人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最基本方式，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的直接交往与对话。博物学关注的不仅包含现代科学特别强调的“手段”，而且包含被现代科学拒之门外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博物学曾经是科学的几大传统之一，当现代科学凌驾于其他认知模式之上，成为一门唯我独尊的科学时，“科学”一词实际上已经不再适于囊括人类所有的智识活动。因此，本书强调，博物学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生物学”的早期形态；博物学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模式，为制止“现代”霸权的扩张、促进科学的有益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十七世纪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已有一定的了解，约翰·雷本人虽然未曾到过中国，但是也通过一些西方采集者和传教士接触到中国的物种资源。然而就思想和学术背景而言，约翰·雷的博物学受亚里士多德、塞涅卡、普林尼和盖伦等人的影响极深，与西方古典思想一脉相承。因此，文中提到古代博物学时，仅限于古希腊时代，即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的博物学。这并不表示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不重要。中国古代存在丰富的博物学知识，但是西方所谓的“natural  history”，并不完全对应于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中国古代博物学有其自身的特征。在“博物学”一词的内涵尚未得到彻底阐明之前，本书有必要做出界定，避免概念过于宽泛而带来讨论上的不便。

    这种新的视角主张采用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田野调查”入手，将“二阶工作密切结合一阶工作”。这意味着，研究者应当了解博物学家的研究方法，以及博物学家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力求以博物学家本人的思考方式来考察他的工作。首先，要全面理解一名博物学家，需要将他的全部工作结合起来。所谓“一分为二”看问题的方式，对辉格史非常有用，但是会妨碍我们认识真正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博物学家的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很多看似零散不相干的工作，恰恰反映出博物学家工作的真实内涵。此外，考察博物学家的历史地位，不仅要看他的观念对于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作用，而且要看这些观念对当时社会以及同时代人生活的影响。尽管思想史上的“英雄”通常超前于其时代，但社会情境和文化对其思想的影响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博物学史上的“英雄”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对人的关注，以及一种内在的时代责任感。博物学家的这种代表性特性，或许是扭转传统科学史上冷酷无情的科学家形象的最佳切入点。

    本文摘自《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6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