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焕亭，作家、评论家，陕西省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著有《烛影墨影》《山月照我》等四部文化散文集、学术专著《秦始皇与秦都咸阳》（与雷国胜合著）、长篇人物传记《茂陵卧牛之谜》（与雷国胜合著）、长篇小说《往事如歌》《汉武大帝》（三卷本）和《武则天》（三卷本）等。作家杨焕亭对中国历史文学有着独特的视角和认识，所著的《汉武大帝》（三卷本）和《武则天》（三卷本）等受到社会的追捧，让人们在轻松的阅读中领略汉武大帝和武则天的历史风采。关于阅读，杨焕亭有着怎样的方法和体会，他又有哪些阅读故事与大家分享？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他。
  
    记者：您最近在阅读哪方面的图书？
　　杨焕亭：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十分关心国内外文学生态的转型或变化，努力从国内外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以拓展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思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刚刚揭晓不久，其中的两部著作《繁华》和《江南三部曲》我正在读。前者浓郁的地域文化氤氲，后者对代际存在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探索，给人以艺术的启迪。
  
    记者：您的阅读生活是怎么样的？杨焕亭：就我个人恒常的读书生活来说，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国内外文学理论经典，从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论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论经典，直至海德格尔、艾略特、庞德、克罗齐等的著作，我都曾经反复阅读过；国内的文学理论经典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吴宓的诗论、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钱钟书的《谈艺录》以及当代许多东西方美学文论选集，都是我十分喜欢的书；二是文学经典，从早期的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拉美文学到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作者如库切、爱丽丝·门罗、秘鲁作家略萨以及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美国作家克鲁亚克的著作，都曾经在我的阅读视野之中；三是历史典籍的阅读，这也是我历史题材创作的必做功课。二十四史中的《史记》《汉书》和新旧《唐书》、我国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都是我案头的常备著作。
  
    记者：您有哪些阅读故事和大家分享？
　　杨焕亭：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不仅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关，也与自己的兴趣有很大关系。就我个人而言，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记读书笔记的习惯。尤其是近十年来，每年的读书笔记都在十几万字。我尤其喜欢意大利作家伊斯塔·卡尔维诺的一句话：“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的确是这样，我在写作《汉武大帝》时，曾经将《资治通鉴》和《史记》中的几册读成了碎片，爱人用线绳重新装订，又包了书皮后才掩盖了其“沧桑”的面容。另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联想，例如我在读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时，就油然联想到文化多元背景下中国年轻一代中一些人的价值迷茫，联想到工业时代人的精神漂泊，望着窗外日渐深浓的秋色，油然沉入淡淡惆怅的乡愁，有时候，也把这种感觉写成诗。“于是我的思念随着老去疯长/在秋天长出一颗归心/披着白发回来/就像村童手中的风筝/只有被你牵着/才不会仓皇孤独”。
  
    记者：现在，“全民阅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对于全民阅读，您怎么看？
　　杨焕亭：几年前，我在为一个学校准备读书报告的时候，惊异地发现，以色列国民年均读书44本，以色列的创新指数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我国县处级以上干部年均读书量只有3～5本，因此，我觉得“全民阅读”是一种正能量的导向，对于培养国民良好的读书风尚是大有裨益的。但在我看来，就价值取向而言，“全民阅读”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就阅读内容来说，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就阅读方式而言，呈现出明显的“轻浅性”，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引导，在国民中唤起对经典、对知识、对科学的敬畏感。我们的祖先在读书前讲究“焚香净手”，我们当代人虽然不比“东施效颦”，但以宁静的心态进入读书境界，却是十分必要的。

　　记者：目前很多人的阅读已经从纸质书转向了电子书，大家阅读的内容也越来越碎片化、快餐化。对此您怎么看？
    杨焕亭：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承认，电子书的诞生，为阅读的“全民化”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过去只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的经典，如今都可以通过网络找到电子版。所以，不能笼统地认为从纸质转入电子书阅读就必然导致“实用主义”“碎片化”“快餐化”和浅阅读。然而，“碎片化”“快餐化”的确是目前阅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它反映了当下国民心态的“浮躁”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于我们的心理引导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这就是在 E时代，我们如何在社会心理学层面构建一种引导机制，让“浮躁”的心态静下来，让“快餐化”的阅读“慢”下来，让浅阅读转向深阅读。
  
    记者：对于阅读您有哪些体会？
　　杨焕亭：概括起来大体有三点：一是以平视的目光看待经典。譬如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但其实艺术境界是有很大差别的。我在读福克纳的作品、特别是他在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说时，就深深地为这位美国作家对于“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的敬仰而感动，由此而想起另外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诺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说，其境界的相形见绌是不言而喻的；二是于存疑处读书。朱熹说：“读书无疑者 ,须教有疑 ;有疑者 ,却要无疑 ,到这里方是长进。”存疑，是通过读书寻找自己思维和创作切入点的重要方法。例如我在读奥地利文论家马利坦的《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中关于作品“与人的好坏无关”，“只要手艺人造出一幅好的木制品或者珠宝制品，那么他是个邪恶的人或者放荡的人这一事实就不重要”的论述时，就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文品与人品的“二元论”者，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文品与人品相一致的观点是相悖的。我曾经就此写了文章；三是要坚持做读书笔记。
  
    记者：在阅读推广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杨焕亭：说到阅读推广，我觉得首先要有一种很好的机制，例如“农家书屋”就是一种很好的推广形式；其次，要大力营造“书香中国”的浓郁氛围，使得国民有一种“不读书，无以立”的紧迫感；再次，要完善鼓励阅读的激励措施，像寻找最美教师、最美医生那样，在全国寻找“最美读者”。我相信，随着“全民阅读”的深入，一定能够在国民中培养起好读书、读好书的风气。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6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