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拿破仑论（订购）
　　书号：978-7-301-26646-5
　　作者：【法】艾利•福尔 著 萧乾 等译
　　装帧：精装
　　定价：39.00元
　　出版日期：2016/3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开本：32开
　　页码：296

　　第十四章　他的影响

　　一

　　确定一个人在死后所留下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人们能够看到这种影响的轮廓和外形，但是要探查在它周围的地面，测量由于它的分量而使地面下陷的程度，观察它所压坏或推后的根柢的性质，以及标记地下各种力量的暗晦的运动，却是比较困难的。由于它所产生的剧变，这些地下力量或则联合作用，或则相反作用，而在旷野中于人们所未料到的地点暴露出来。即使它的轮廓和外形，也只能对它的真实价值提供一个虚假的观念。有人按照它做了些石膏模型，放在架子上。星期日到博物馆参观的人们，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这些蒙上了一层灰尘的标本。一些吵吵嚷嚷然而却是驯良的年轻学生和真挚的老闺女整整一个星期在这里临摹这些标本，以便拿去做壁炉的面饰、仓库和整形外科医学院的装饰品。这些参观者中的少数人也许听得到外面洪流的喧嚣，但是，他们怎能想到：如果前面所说的影响未曾开放某种不可见的源泉，就不会有洪流呢？

　　拿破仑在政治方面和感情方面的影响，无论如何从表面上看来是预兆不良的，这已经得到证明。他的死后的名声，已经产生了一种关于他的流行的、令人厌恶的形象；并常常激起雨果派鼓号齐奏的喧嚣，甚至引起了感情冲动的醉汉和悲哀的酒徒的灵感，他们分别以德·缪赛和贝朗热的名义，用孤独的胡诌和爱国的狂热感染了数百万大学生、卖糖果的商人和年龄不详的女士——这一切无疑是可悲的；而对于那些把这样的胡言乱语当作正经话的批评家来说，则尤其可悲。他死后的意识被附会于委内瑞拉革命党的宣言、小学教师的激烈论争、军人的假面舞会和插科打诨以及第二帝国的制度（第二帝国不仅是对他自己的帝国的一幅讽刺画而且是他的帝国的反面），这些又都是可叹息的事；而对于那些因为一切行为看起来相似而不能分辨其性质的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来说，则尤其是可叹息的。拿破仑是一位诗人这个事实，就是对他的后来的模仿者的一种不能取消的谴责。这些模仿者是：带着一只制成标本的鹰从海外来到我们法国的那一类人；挟着拿破仑制定的法典，妄图在法律方面教训拿破仑的乡下律师；因为街上的一个小孩对他伸舌头，就以文明的名义拔剑砍掉那个小孩的手的城镇驻军的英雄；在说了一句投合时好的口头禅之后用嗄哑的声音呼喊光荣或诅咒屠杀的音乐厅的小丑；退役的非战斗部队上尉或屡教不改的罪犯那一类人。

　　拿破仑的影子被用来当作吓鸟的稻草人，或一切政党轮流使用的一面旗帜，每一政党都竭力收集那些最适于增进他们的私利的拿破仑的生平事迹和轶闻。他们借助于一些卑劣文章，不把他说成是一个奴隶监视人就说成是一个军乐队长。然而，拿破仑对于波拿巴主义没有什么责任，犹如米开朗琪罗对于画院主义或耶稣对于教权主义没有什么责任一样。世人对拿破仑的判断，都以一种古老的、不可救药的误解为依据。他为一个假面具所遮掩，这个假面具是一个获取暴利者为他的愚蠢的顾客们画的，在它的下面拿破仑的真实面孔既隐藏了它的烦扰也隐藏了它的平静。一个人的精神上的帝国，恰恰是从他的有成见的反对者、尤其是他的模仿者为这个帝国划定的最远边界的界限所在的那一条线开始的。要指出蒙台涅对皮埃尔·夏隆或对无数英国的草率作家的影响并不困难。这些英国作家大胆地把他们的作品称为“论文”，其实是与论文十分不同的。不过，我还不敢肯定人们是否认识到：如果没有蒙台涅的启发，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巴斯噶就决不能为西方打开现代思想之门。任何人都知道鲁本斯对范·迪克的影响。但是谁能够描述他对两百年以后的拉马克的思想所发生的神秘然而是决定性的影响呢？而拉马克显然是不知道他的名字的。那个把大人给他用来买麦芽糖的一文钱给了乞丐的孩子，要比靠基督吃饭的牧师离基督更近得多。一个小孩子拿一片木炭在一座倒塌了的小房子边墙上草草画出一只向墙跷起一条腿来的狗的图画，这个小孩子比起那个以在美术学校教授拉斐尔派绘画为职业的画院画家来，离拉斐尔并不更远一些。心灵是看不见的，而它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在论及拿破仑时，我不大清楚夏托布里昂是否真正了解这一点，然而他写过这样的词句：“当他在世时，他未能占领世界；在他死后，世界却是他的。”当他为了指出人们应该在哪里去找行为效果的表征，不注意行为的物质性而写出上述的词句时，我不能相信一个具有他的才能的人，是在思考拿破仑的行为的外部方面。

　　二

　　拿破仑的可怕的教义宣传，立即在欧洲发起了行动，使它不可改变地发生影响，这种行动所产生的后果，连同许多别的事情，我已经叙述过了。这种行动似乎是机械的，现在我将把这个行动的问题搁置一旁。有某种比国家统一和公民平等（这二者几乎应完全归功于他）对人民更有用的东西，况且，这二者只有当它们值得以武力来夺取时，它们的意义才真正为人们所认识；有某种甚至比信用贷款和物产的大量流通、比在技术发明和工业略取方面所做的非常努力、比遍及全球的巨大的交通中枢网、比这些事件对劳动组织的重大反作用等更有用的东西——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由于有了国家的统一和公民的平等，由于创造了巨大的新社会和新阶级以及无可怀疑的能源和需要才可能发生的。无论如何，这种能源和需要在精神方面的效用更直接，因为它们反过来又产生出一些逐渐改变和培育人的看不见的力量。而那个更有用的东西即是世界所采取的出乎意料的态度，当时一些深思熟虑的人们意识到：要赢得那种统一和那种平等以及从而产生的模糊不清的后果，就必须做出精神的和军事的努力。费希特在五十岁时再次投笔从戎，这一事实不仅证明这种努力对于人生的行进不是漠不相关的，而且迫使人生向如此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在人的思想中激发种种能加强这种努力或者甚至从根本上变更其价值的内在的斗争。法国的夏托布里昂、拉普拉斯、德·斯塔尔夫人和邦雅曼·康斯坦，英国的福克斯、柏克和沃尔特·司各特，德国的歌德、贝多芬，意大利的阿尔菲利和芒佐尼，西班牙的戈雅，都认为各国人民的道德命运系于拿破仑的胜利或被推翻。然而，无论拿破仑胜利或失败都必然要引起一种对道德命运本身的巨大震动。拿破仑对这事有责任吗？据我看来，似乎是有责任的。一个人出身贫贱而至飞黄腾达，不可一世，自然会引起世人对他倾注憎恨或钦佩的精神上的热情，他对此终究是有一些责任的。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以阐述。我认为，在这一切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奥秘，人们不敢去探究这一奥秘，因为一旦把它揭露出来，就会打开许多道路，打倒许多划分畛域的藩篱，而这些畛域却被认为是应该永远保存、应该永远划定界限的。创作反映重大事件的戏剧的人，在人们的心中也创作了戏剧。陶醉、不安定、贪婪、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支配着一切。爱情到处漫游，燃烧，散播冒险和悲哀的种子。假使有一对情人，在嫌厌或热情的情绪中结合，或者另一方面，由于有着为纵欲所苦恼、满足与提高的情绪而分离，在分别或再会时的狂热中产生一个婴儿，那么这个婴儿就有可能成长为一种异常的力量，有一颗热血沸腾的心，有一个迷乱的灵魂，对生活和求知有强烈的兴趣，当他在由于一场非常的冒险所引起的骚乱之中（骚乱的扰攘声在他的四周都可听见）长大时，尤其如此。在两场战事之间，他看见他的父亲或长兄穿着华丽的军服，并且好像就在火炮齐发的轰隆声中听人讲述史诗中的故事；他的母亲或姊妹的沉默和眼泪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由于一些国名和城市名所唤起的遥远的海市蜃楼而心潮澎湃，如果没有看到从一片白雪覆盖的平原上升起的金色圆屋顶，或是从湖上和棕榈林上面矗立着的尖塔，或是直到与闪闪发光的冰川齐平的层叠的山林，或是在柏树和玫瑰丛中的石阶和铜像，或是长着黑黝黝的发光的眼睛、头发上盘绕着鲜花的美丽的海妖等等景象，那么这些国名和城市名是连想也想不到的。既然在每一条路上都有爱情、死亡、光荣等候着他，一个年轻人的想象，不能不接受那个人的不可磨灭的、要求赋予生命的影响；那个人的神话式的存在就是这一切的托词中心、灵魂和意向。1796 年，波拿巴开始崭露头角。在1809年左右，拿破仑达到了名声显赫时期的顶点，在这个时期之末，他的人民患了贫血症，全世界反对他的势力把他打倒了。这是一件令人难忘的事实：所有伟大的法国浪漫派作家——那些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的人们，在想象和思想中，似乎又开始登上英雄已经在行动上完成了的、跨越历史和世界的抒情的航程——雨果、巴尔扎克、仲马、维尼、米歇莱、乔治·桑、圣–伯夫、科罗、巴里、德拉克鲁瓦、奥古斯特·孔德、巴比埃、梅里美、贝利奥兹、多米埃、普吕东都出生于1796 年至1809 年之间。在直到拿破仑被推翻以前不肯放下武器的顽强的英国，济慈、卡莱尔、麦考利、斯图亚特·穆勒、布朗宁夫妇、达尔文、坦尼森和狄更斯都出生于同一时期。门德尔松、舒曼和瓦格纳则是当整个德国在苦难和忿怒中加紧反对拿破仑的时刻出生的；其父是法国人、其母是波兰人的肖邦出生时，正值波兰的安德罗麦达把拿破仑看作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波修斯；意大利的莱奥帕第是在那场深深搅动了这个半岛的精神的意大利战役将近结束的时刻出生的；马志尼和加里波底是在他们的国家在拿破仑的手下第一次实现统一时出生的。最后，一个令人难忘的事实是：普希金、格林卡和果戈里出生于俄国人拿起武器进入与拿破仑冲突的年代里；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则出生于俄国又渐次转入沉睡之后的几年中，当时俄国曾被认为是战胜了那个欧洲的裁决者无敌的拿破仑的国家，而俄国也想象它能够复兴欧洲。

　　拿破仑奉法兰西之命把革命的狂热灌输到欧洲的精神中去，奉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之命把人类命运的悲惨问题提给欧洲的心灵。在这场由于这个人的出现而刮起的大旋风中，他所激发的个人情绪对于智力的进展、观念的判定以及一个世纪的全部精神建筑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在创造发明上、在研究上以及在对全部有记载的历史的探讨上这个世纪具有最丰硕的成果。夏托布里昂的妒忌不过是一种秘密的纲领，它反映在爱国的或共和的雷霆爆发或咏怀孤寂上，反映在一位世界大师自豪地依靠于抒情诗的感化力上，这种诗英国的湖滨派诗人科尔里奇和沃兹沃思在战争的狂乱中早已运用过了。在他们那边，索西颂扬了英国士兵和水手们的忠心，乌兰德和吕克特拿起了蒂尔台乌斯的抒情诗来鼓励德国人民反对恶魔，拜伦以仇恨掩盖其妒忌，有失身份地将拿破仑与一个流窜于各海域的乱伦的海盗相提并论；而在我们这方面，拉马丁、维尼、雨果、基内、巴比埃和巴尔扎克，他们之中有人赞美，有人忿怒，他们给一个人作了一幅启示式的或浪漫式的画像，把这个人描写得如此可怕，以致在他们看来，从此以后谁要是没有在一生中已经遭到失败的亲身感受，就不能与拿破仑相比。斯丹塔尔承认他自己的失败，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只有他一个人是成功的：他看透了由君主专制、寡头专制、封建制和教会结合的神圣同盟所完全改变了的英雄崇拜，而在立即达到揭露全部社会的伪善时，他以拿破仑为榜样，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德体系。

　　三

　　在自从拿破仑出现以来的一百年中，一方面是由于拿破仑的命运的榜样在那些诚服于它的人们的心中所引起的异常的变动，另一方面是从前一世纪继承下来并且凭借拿破仑的力量而进入欧洲大陆的哲学倾向，在这两个方面之间，似乎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冲突。当你打开一本文学史时，你会发现很少谈到这个事实，不说别的，这至少是使人吃惊的。即使涉及到它，也只是零碎地联系到某某作家，或联系到他的某一本书或是他的一本书中的一章。但它从来没有得到像对一个普遍现象所应有的那样详尽论述，例如对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的生平所做的详尽论述，虽然他的影响只限于意大利的几个省，而欧洲以至全世界却都受到拿破仑的影响。卢梭曾经唤醒了人们感觉中的浪漫主义，拿破仑则在人们的想象中传播浪漫主义的一切外部的根据，忽然打开的通往东方、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的大门，通向历史和传说的宽途大道，奇迹般的冒险，关于在心中带有某种美好激情的个人的能力和各种权利的启示。不久，浪漫主义即行胜过世界上的悲观主义的概念。一些浪漫主义的艺术家——如像夏托布里昂、拜伦、舒伯特以及后来的维尼、莱奥帕第、贝利奥兹和德拉克鲁瓦等人，已经本能地在那些多愁善感者中妨碍它的起源了。在法国革命的最初的一些行动所引起的短暂的幻想之后，在人们的心灵中又掀起了形而上学的绝望的巨浪，同时，一种无度的个人主义觉察到了永远不可能越过的边界。拿破仑就是这样一块岩石，一切为他的灯塔的光芒吸引到那里去的希望，都在这块岩石上撞碎了。诗人们认识到他们无力把他们足以夸耀的东西提高到如像拿破仑那样的一生的水平，而拿破仑的一生，到头来也无力胜过一种累积起来的充满敌意的环境，或者说，最后也无力克服死亡。作为康德的分析的一个结果，哲学家面对着一个无的终极的问题。哲学家们指出了拿破仑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必然性所置于道德偶像的严重阻碍，这种道德偶像的纯洁，已经被拿破仑的光荣永远玷污了。这是第一阶段，彻底的浪漫主义阶段；叔本华首先试图越出这个阶段，就在英雄将死的那个时候，他提出：世界是一片景象，借其人的力量而展示在个人的灵魂之前，拿破仑已经将他所见的世界的幻影注入这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将为德国和俄国的音乐以及法国的绘画所更新。

　　英雄崇拜是第二阶段。按照卡莱尔和爱默生的说法，英雄的力量以其所造成的幻象强加于我们对世界的意识。他们各自作出十五位英雄人物的画像，其中除了莎士比亚以外，拿破仑是唯一的在他们二人所写的两本书中都提到的英雄人物。这一定使歌德感到高兴，因为歌德本人也被列入英雄人物的行列，而且他真的曾将拿破仑与莎士比亚相比较，但是他对于他们那种清教徒的保留态度却不以为然。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易卜生和托尔斯泰、有时连惠特曼也同样卷入了这种清教徒的保留。要摆脱这些见解，还需要经过另一个阶段。卡莱尔已经认为（当时他并不了解他的这个重要论断后来会引到什么地方去）：英雄（不论他是谁，也不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的使命就是重新建立秩序，对于一个已被推翻的朝代来说，拿破仑是代表着神权的。

　　有时，另一种研究形式的发展给这种创见带来新的材料。注意一下法国在历次帝国战争之后出现的一代人的特性，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一代男女经历过这出戏的终幕，经历过在俄国、萨克森、香槟和滑铁卢的绝望的努力。他们的神经紧张的强度仍同从前一样，但是热情已经消失了。在人们的心灵中发生了一种倒退。那一代人在其中成长的复辟和资产阶级君主制的气氛，并不适合于振兴或提高它的士气。克劳德·贝纳尔、帕斯特、戈比诺、米莱、库贝、弗洛贝尔、博德莱尔、勒南、夏尔科、泰纳、卡尔波都出生在与哥萨克混战后精疲力竭的部队从莫斯科退回来以后十五年期间。他们的那些妒忌主上的光荣的、在抒情的沉思深渊之上的长辈，是在高贵的悲观主义的陶冶下长大的。这种高贵的悲观主义呈现出一种十分不同的表现：讥刺而尖刻，吹毛求疵而乖僻。它寻求在公式的实证主义下，在朴素信仰的执拗下，在讥刺的态度下，在结论的怀疑主义下，隐藏它的绝望。如同斯丹塔尔的弟子梅里美所指出的，这是好学的一代，颇倔强，迂腐，过于谨严或过于优柔寡断，但是不敢追随拿破仑到底。这个具有幻灭了的精力的学者的世代，将归结到最完全的唯物主义；或者，作为对它自己的发现的抗议，要在麻醉剂和内省中寻求一座人为的天堂。克劳德·贝纳尔和博德莱尔所属的这一个淡泊的然而又是被诅咒的时代，在不知不觉中经由物的诗歌而接受了圣礼，这种诗歌是以激情审查的，由神秘的纵欲之焰和智力之火所照亮并使其成为精神的。这个世代比它以前的世代更为悲观，因为在它的解剖刀下，它不能挽回它的失去了的神，而且因为它的高扬的情绪被它目睹的人们流出来的鲜血汇集成的河所淹没，被它延长的放荡行为所淹没，被它用来覆盖它的痛苦的香水和音乐所淹没。……然而，它还是这样的一个世代：它把一件研究和征服的工具交给了人类（当时人们几乎还没有开始认识到这一工具的力量和价值），从而把重新产生出来的希望的各种要素搜集在一起。

　　有一种趋向乐观的尝试——照实来说，没什么成效——其起点就是在大约四十年前意料不到的应用科学的成功，这个尝试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过这种阻碍与其说是实在的还不如说是外表上的。人们错误地试图直接在社会的岩层上重新树立由于上帝的消灭而被粉碎了的希望，而且把科学所提供的工具的再生的功能奉为神明。然而这个希望只能附着在人的设想工具的能力和发展（部分地借助于工具本身）人的各种难以满足的欲望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的能力之上。当尼采经过了第三阶段——悲观主义阶段——指点那些绝望的有识者说，在“谋求权力的意志”中有一种取得重新建立起来的幸福的诱因，我相信，在他周围正在兴起的科学文明的景象，对于那个有益的直觉必定是有关系的，如同空气对人所起的作用一样，人在呼吸时往往没有觉察到他在呼吸空气，而空气使人的血恢复生机，尽管对于那些因肺过弱而不能支持的人会发生致命的效果。因为像所有的神话一样，科学虽然会造成毁灭和引起灾难，但却是能使人类更加伟大的最有效的手段：它能够重建每一座废墟，经受得住任何灾难；它无休止地创造出新的神话，以使人类的希望不会绝灭。

　　科学所赢得的一切胜利（这些胜利以前的各个时代是一无所知的）——我指的是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他们开始夺取整个世界（如同巴尔扎克所庆祝，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证明为正当的），德国的现实主义，经济上的帝国主义，美国活力的现代诗——所有这些胜利，不论人们在斥责它的罪恶或是颂扬它的恩惠，都可归之于爱默生称之为“民主主义者化身”的天才的暴发户的标本，这种人的生活，分析到最后就是：承认冲突的道德而斥责安逸为不道德。一旦有几个人认识到有一个人曾经能够长到无限高度，能够把人们抬高到他们自身之上，能够溃决新力量和新观念之急流使之倾注于世界——而这一切也就是反对一个社会制度，尤其是反对一个古老的道德体系；在那一天，拿破仑的精神引力范围就真正开始实现了。斯丹塔尔的不道德主义使英雄的勇气、自豪感和远见去反对社会伪善的组合。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斯拉夫人的气质使他察觉到：假如世上先消失了激情、能力和犯罪的冲动，那么就不会有怜悯、爱情、美或正义。惠特曼的全体一致论在事实上接受一切能使人的心胸更加广阔、更富于事业心的品性。后来尼采把这些分散的言论结合起来，断言人皆有要支配一切的本性，在人的连续上升中，只在自己实现自己的能力上有限制，别的限制是没有的。在各种精神的广大统一的神秘中——在这里面，诗人的职务就在于承认阶级、等级和种族的欲望，而这都是在人生的判决的漫不经心的举动中依次或同时形成的——逐渐产生一种对世界及其命运的新意识。应该注意到：在实际上，学者们和哲学家们都各在其自己的领域中致力于证明这些欲望是正当的。达尔文耐心地阐述最适者生存的学说，斯宾塞则将这一学说全部移植到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去。在政治学方面，戈比诺断言，一个民族按照其选择而行动的权利，从属于某些优等种族所具有的治国的才能。卡尔·马克思力求证明，效用和生产力使那些按社会范围进行生产的生产者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工团主义则又宣称利益关系方面的联合具有塑造和建设的力量。在条件和事实范围内，美国的实用主义将那种在纯粹理性中使自己无所动作的人的被动性，置于以行动来肯定自己的人的胜利运动之下。

　　有朝一日这一切将失去它的矛盾和棱角，而化为一种天然的合成体，属于这一合成体的抒情的情感，就连凡拉伦本人也未曾到达过。简言之，这些观念的趋势，就是要对冲突喝彩，单单因为它是冲突，就断言它是高尚的，并证明达到一种与失败者相反的战胜者的洋洋得意的生活是正当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一百年来，一个人的影子一直在这个广大的运动上徘徊，这个运动正倾向于以一种还在萌芽状态的精神的体系来代替另一个因其任务已完成而消灭了的精神体系。人权与神权，已经交换了它们的阵营和性质。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按照人权来识别谁是正当的，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人权不过是已经实现了的习惯。问题是要知道谁按照神权来说是正当的，神权是将成为神圣的力量。

　　四

　　关于拿破仑的神话，既然已经萌芽于最粗俗的、热情的民间传说中，又已经产生于那些奉命去搜集这种传说的诗人们的心中，我不相信将来会有一部为了使其在那些最高尚的心灵中开花而编写的关于拿破仑的神话了。这并不是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也不是对于那些撇开这个假设、认为这样做对我们的精神来说是不足取的人们，我不感到一定的赞赏。两千年前有一个故事，说妓女、渔人和奴隶为了连他们自己也不觉察的需要提出一种补救的办法，当时有知识的人不是曾厌恶地排斥了这个故事吗？他们有没有了解到野蛮人就要到来，将有许多混沌浑噩的心灵到来，而旧世界是负有使他们开化的义务呢？现在，奴隶、渔人和妓女比从前更多了。野蛮人正在到来。当群众由于混乱引起的疲劳而感到更干渴，他们会吵嚷着要酒喝，将从这些热心的群众中产生的贵族到什么地方去找酒呢？我们则才听到了先知们和使徒们的混乱的语言，因此我不敢绝对确信去向他们讨酒会是适当的。但是能够提出任何别的办法吗？

　　我所知道的就是：任何一种神话，不论是温和的或是恐怖的，不论它颂扬武力或爱情，总是在生气勃勃的状态中想象和产生的，总是在生气勃勃的状态中经历其盛衰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它是攻击者：于是就有抵抗等候着它。如果没有攻击和抵抗，就没有生活。在人类历史中的每一种神学和每一种哲学都排斥自由与命运之间的冲突，然后通过一种不可想象的错乱而推断或是这一方或是另一方的胜利。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历史被看作是冲突，那么历史将会变成什么样呢？诚然，冲突不仅是战争。假如人类在集体的戏剧的限度之内，以及在为了造成冲突在其内心中激发的英雄的或不健康的情感限度之内，找到一种无须诉诸战争的情况下前进的方法，战争就可以消失。但是，直到如今，人类并没有找到这种方法，而且在将来的一段长时期中无疑也是找不到的。我们不能想象没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如同我们不能想象没有艺术的文化和没有爱情的生活一样。那将会是一部无事件的历史。除了通过戏剧以外，生活中也没有事件。

　　几乎所有那些占据历史舞台并与行动有直接的接触的人，在缺乏天才时，他们的重要性是从事件中得来的。另一方面，诗人们——在苦恼和希望中维持人类的永远的内在戏剧的剧场——借将这一戏剧投入人们的智慧和心灵而创造事件。很少能找出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原是受事件支配的，但是因为他从这些事件中得出了一种能够使这些事件发生前所未闻的变化的精神力量，由此产生新的事件，于是这个人在世界上看起来如同一个超脱于善恶的造物主一样，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试图按照他已经意识到的幻象去建造世界。不管将来承认这点与否，也不论为了这将来会咒骂他或是颂扬他，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会发生什么事情，将来也不能无视于他。

　　但是由于我们仍然非常固着于我们的基督教习惯，以致据我们看来，对于一种民间的神话除了作为要求和平与善良的呼吁外，不可能以任何其他形式提出来。然而，希腊、斯堪的纳维亚、以色列、印度的神话并不依靠否认生活。一件确实有些令人惊奇的史实是：两千年前，衰败的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被强加于年轻而且完全无辜的西方，并产生了中世纪，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是由那种戏剧性的反衬所决定的。这个反衬就是在放纵的兽欲的狂热中，对于一个不可能竭尽的、道德上的纵欲的世界维持一种狂乱的信念。神话，至少是神话的素材，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了。但是神话已经被具有神话性质的抽象作品所代替，而这种抽象作品是同样冷酷的，对于领悟这些作品的人来说，无疑更是如此。而和平、幸福、正义就包含在那里面。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必须把它们看作人们为了达到那种不稳定的平衡而做出的精神上的努力的最后阶段。这种不稳定的平衡是人们所能达到的唯一的和平，唯一的幸福，唯一的正义，而直到现在，人们只能够通过战争、罪恶和绝望在瞬息之间达到这种平衡。我不能确定地说，这同样的平衡将来有一天不会被奉为神明。但是，如果那一天来到，我相信，一种宗教将会在为“最高欧洲精神”的创始者们保留的某个埃栾齐斯地方受到庆祝。这种宗教将对那个人做出公正的评判，这个人的行为表明，和谐不独是爱情的功能，而且同时也是始终努力在激情的戏剧中建立一个高尚的体系的能力的功能。

　　本文摘自《拿破仑论》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