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有精神》陈平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48.00元（订购）
  
    《大学有精神》为陈平原“大学五书”丛书中的一本，作者在专业方向之外，长期关注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并将其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展开深入持久的研究，本书即为作者多年研究的结集。

    作者从学术的角度，来阅读、叙述、品鉴、辨析这所大学的历史，并借此凸显某种精神价值。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档案材料等，附为参照阅读，文字有趣而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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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多次提及，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  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正是这样一种区分，使得我乐于为中国大学“寻根”———探讨诸如传统书院能否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

    所谓为中国大学“寻根”，包括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史实钩稽；第二，理论反省；第三，现实需求。在史实层面，我以为现代中国大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晚清以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另起炉灶”弄出来的，跟西汉的“太学”或明清的“国子监”没有直接关系。为了所谓的“民族自尊”，而刻意拉长中国“大学”的历史，既没必要，也不可能成功。

    这么说，不等于否定中国大学“寻根”的价值。我对20世纪中国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赏，但对其抛弃悠久的书院传统则深表遗憾。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 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我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以及教学方法的角度，谈论传统书院教育如何成为今日中国大学改革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可惜的是，像《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那样的个案研究，目前我做得太少，还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但我用来质疑“接轨”热潮的“中国经验”，既包括传统书院，也包括百年中国大学史。《中国大学十讲》中，除北大外，我还关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无锡国专等，这份名单，一看就是“别有幽怀”。

    学以救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弊”，需要学者去直面乃至抗衡。 1920年代，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对于传统中国教育，不宜估计过高———他担心表扬传统教育会压抑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今天情况完全变了，“接轨说”已成主流，从官员到学界到大众，开口闭口都是哈佛、耶鲁，恨不得直接拷贝任何一所稍有名气的西方大学。正因此，我才有必要跳出来，批评“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我当然明白，传统书院或民国年间的大学，有很多弊病，之所以热心“发潜德之幽光”，不外是希望借此拓展学术视野，增加不同的思想资源，免得21世纪的中国大学，真的变成“欧洲大学的凯旋”。

    我借用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所谓的“北大精神”。这种写作方式，日后成为各大学校庆写作中经常借鉴的模式，可惜大都仅得其皮毛。第一，我讲“故事”，不仅仅是因其“好玩”，更因这些故事蕴含着某种我认可的“精神”，这才值得我去上下求索、左右开掘。第二，假如将“老大学的故事”作为阅读、考辨的对象，那么，需要史家的学养与眼光，而不仅仅是文人趣味。第三，无论什么时代，“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都与整个社会思潮密不可分，必须将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乃至经济等纳入视野，才能谈好大学问题。第四，必须超越为本大学“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立场，用教育家的眼光来审视，用史学家的功夫来钩稽，用文学家的感觉来体味，用思想者的立场来反省、质疑乃至批判，那样，才能做好这份看起来很轻松的“活儿”。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即兴演说，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之所以长枪短棒、匕首弹弓一齐上，一是兼及历史与现实，努力介入当下的社会（教育）改革，二是思考尚不成熟，为文略嫌匆促。在《北大精神及其他》的“后记”中，我谈到希望有一天能就北京大学撰写沉甸甸的专著；但同时，我也表示，不悔且不薄如此寻寻觅觅的过程。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即便山路崎岖，前景也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尝试”。

    本文摘自《大学有精神》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6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