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作者：陆扬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59.00元(订购)
  
    本书通过结合心态史、文化史和制度史等诸多取径来重新观察唐后期到五代的政治文化，以唐后期的皇权政治和清流文化为考察重点，试图为唐五代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认识框架。

    本书从唐代特殊的政治心态和文化想象的角度去理解清流文化及其代表性群体在晚唐五代社会中的垄断和自我延续的能力，从一种新的角度解释了唐代新政治文化的两个层面是如何互动并产生新的政治格局的。

    ———编辑推荐
  
    之所以会选择九世纪前期的唐宪宗时代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回想起来，原因至少有如下几个：一是我对所谓盛世的唐前期的兴趣远不如对纷乱多变的后期来得大，这一倾向既出于史学的考虑也有个人的倾向。从史学角度而言，我觉得中国只有到了九世纪，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才开始具有足够的多样性，让研究者能聆听到多种声音，窥探到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我个人也更留意复杂而多变的现象和人物，唐代前期的很多人事往往被官方粉饰性的史撰文字所左右，面目显得单一而刻板，后期的特殊境况使人物与事件的复杂性能在各种书写中得到更多的呈现，也更能使人看到历史的种种潜流如何在回环激荡中冲出峡口，酿成巨潮。其次，唐后期朝廷的政治生命力之强是个难以用史学界惯常接受的论述框架来解释的现象。在这问题上日野开三郎的论述对我最有启发，他是一个能从积极角度去看待唐后期唐廷自我调节能力的史家，也是一个能在陈寅恪之外提供一个唐后期由中兴到最终崩溃的解释框架的史家。我那时希望能在重新检验他的分析的基础上对唐后期的变化作出综合性的解释。

    除了以上两个重要理由之外，我的选题也和我被西方中古史的研究所吸引有关，特别是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约翰·鲍德温（ John W.  Baldwin）和威廉·彻斯特·乔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为代表的美国学界对欧洲中古盛期（ High  Middle Ages）的三位法国重要君王的详尽研究。其中最让我钦佩的是斯特雷耶对美男子菲律普（Philip  the  Fair）的研究，他能在直接有关美男子菲律普影响法国宫廷政治的材料几乎付之阙如的情况下，通过对宫廷各种重要职位的人选、职能的精细分析，巧妙得出美男子菲律普才是掌控全局之人的结论，否定了此前学界认为美男子菲律普只是个傀儡的流行看法。这让我在中国制度史研究之外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境界。我当时感觉包括宪宗在内的唐后期君主和美男子菲律普的情况相当接近，也就是他们对帝国的政治决策究竟有多大作用，仅仅依靠简单的史学逻辑来分析是难以获得有深度的认知的，而若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对整个唐后期政治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在本书收入的文字里，直接来自当年博士论文的只有《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原名《从西川和浙西事件看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篇，是根据博士论文的一节扩充而成，基本呈现了当时的视角和分析手法。另一篇与博士论文有关联的文章是《九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其中主要看法虽来自于博士论文中有关宦官体制的部分，真正写成更为全面的论述则是在十年之后了。在《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之前，几乎没有史家从藩镇领导层的认知和立场去看待藩镇和朝廷的冲突，也没有史家对这两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做过分析。我的出发点不只是要说明元和初年的这两个事件对宪宗建立其政治模式的关键性影响，还想提醒学界宪宗在处理这两个事件中树立起来的个人威望为元和时代朝廷日益占据政治制高点带来了无形的帮助。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势”在古代政治中的作用甚少为研究者重视，我的看法间接受到罗志田分析民国北伐胜利的舆论因素的启发。但我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两个例子说明新的政治史不再只是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更是关于行动中的人或群体对权威和合法性的不同认知的历史，这种不同的认知以及导致的政治行为的错位常常是冲突的根源所在，这一认识在史学上的意义要比解释具体事件深远得多。

    本文摘自《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6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