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本书》作者：[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78.00元（订购）

    本书是俄国著名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的“回忆录”第二卷。曼德施塔姆夫人在二十世纪俄国文学史中的名声和地位，主要就源自她的回忆录，换句话说，就源自身为遗孀的她关于其丈夫的回忆，源自她关于她所处时代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记忆。在曼德施塔姆重新被发现、被接受的过程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及其回忆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九二二年，曼德施塔姆在《词的本质》一文中写道：“对于俄罗斯，脱离历史、背离了历史必然性和传承性的王国，远离自由和目的论，这一切就等同于脱离语言。两三代人的‘失语’有可能给俄罗斯带来历史性灭亡。对我们来说，脱离语言等同于脱离历史。因此完全可以说俄罗斯历史走在边缘上，走在岸边，走在悬崖上，它随时可能跌进虚无主义，即脱离语言。”

    曼德施塔姆写作此文时，有人正企图搞一场骇人听闻的“失语”试验。一些作家组织纷纷登场，承担起监控文学的功能，它们不光像审查机构那样监控作品，而且还干涉文学进程本身，干涉勃洛克谓之为诗人首要使命的内容，它们剥夺了诗人的创作权力———隐蔽的自由，它们阻挠诗歌完成自己神秘的使命。

    推荐给下一代人的读物已经是绥拉菲莫维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布本诺夫、苏尔科夫和别泽缅斯基的作品了，它们被当作当代文学的典范。高年级的中学生们试图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可是在这些名字和俄罗斯文化传统之间却看不到任何联系。无论如何钻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他们都毫无帮助。人们认真地去尝试“脱离语言”和“历史传承性的王国”。思想道德价值，一些永恒的问题以及对它们的思考，这些内容构成了大俄罗斯文学和整个俄罗斯文化，虽然一小部分新语言已实际建立起来，然而在官方文学想让我们掌握的形象结构和思维体系中，并没有那些思想价值和永恒问题的位置。

    奥威尔深刻地发现，《人权宣言》不能翻译成“新语言”，由此只能得出它是“虚假的思想”的结论，并且这几乎得到了证实。《1984》付梓十年后，那些领头的苏维埃作家在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滔滔不绝地咒骂《日瓦戈医生》，提出神圣的见解，说这是“异己”思想，尤里·日瓦戈根本不敢评判革命，除此之外，他们找不到任何词汇。

    但是，由于“新语言”还没有创造出来，也不是所有的老书都遭到销毁或禁止，所以当年的中学生为自己找到了办法。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不约而同地不去读官方推荐的文学。他们为自己在当代文学中找到了古米廖夫、曼德施塔姆、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布尔加科夫，这是受本能的指引，就像羊群因为本能会离开被踩坏的牧场，迁徙到生长着鲜美青草的草原。

    我们早在这些文学家的作品重新出版之前就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且这些作家的数量并不少。继共同的文学品位之后，又发现了共同的文学兴趣和精神禀赋。这些名字和诗行变成了人们可以彼此应答的暗号。人们团结一致，重新建立起与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联系。多亏这些诗人，我们回到了家园，用曼德施塔姆在《谈论但丁》中的形象说法，我们重新开始“共同把握时间”，回到了“历史必然性和传承性的王国”。
    这个过程必然漫长而又艰巨，而且还一直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是自由之路上两个重要的路标，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强有力的倒退运动，要退回到从前意识形态化的、与自我意识成长相左的趋势。有一些人的作品想说出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真相，它们或者遭到直截了当的中止，或者由编辑或作者本人隐去部分内容，故意进行歪曲，变成一个令人恼怒，有时甚至有害的谎言。

    但是在六十年代及之后的岁月，一种公开的对抗已经显露出来。“地下出版物”大量出现。几千人没得到任何通知，主动来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上，那些人当中除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和卡维林，没有一个著名作家，但却有西尼亚夫斯基、丹尼埃尔、科尔扎文、奥库扎瓦和博戈特廖夫，他们每个人都认为作家协会的那些准则和自己没关系，对“领导们”毫不感到恐惧，他们是刚开始解放自己的知识分子。阿赫马托娃去世时，她的遗体被匆忙地偷运到列宁格勒，怕广大群众去和她告别，这种做法和当年把普希金运到圣山如出一辄，但却有几千人奔赴阿赫马托娃在尼古拉·莫尔斯基教堂的安魂弥撒。作协书记米哈尔科夫亲自跟随灵柩，而时为党员和作协成员的科佩廖夫因“在莫斯科耽搁阿赫马托娃遗体”受到警告处分（他希望所有愿意来送别的人都能在斯克里弗斯基医院的太平间见到阿赫马托娃）。甚至有人谈论起了“平行文化”或“第二种文化”，因为每个人都渐渐明白，这两种文化水火不容。

    本文摘自《第二本书》  

来源：《图书馆报》2016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