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法）皮埃尔·诺拉 主编）是当代法国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历史著作之一，汇总了法国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法国著名史学家、学术编辑、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穷十年之功，动员了包括马塞尔·高赛、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奥祖夫等众多法国现当代史和古代中世纪史在内的120位专家，编纂出版了这部由135篇论文组成的三部七卷、5000页的巨著。

　　中译本《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从原书中精心选取了11篇文献。编辑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不长的编辑生涯中碰到的最大挑战，该书原文难度大、译者多，交来的书稿中存在很多问题，编辑中遇到了重重的困难。

　　紧迫的版权期限   该书版权购得非常不容易，在我社版权编辑苏珊玄、中文版主编孙江老师等的多方努力下，法方终于授权了11篇文献的版权。书厚重，原文艰深，优秀译者难觅，因此该书译稿交稿很迟，收到译稿的时候应出版期限已经快到了，版权编辑说必须在2015年8月之前出版，因此留给文字编辑的时间很少。为了保证出版进度，我主动承担了好多本来应该由译者做的工作。

　　迟到的样书   法方样书寄得非常迟，主编手上的原文pdf不全且是复印件，书中12页的插图没法用。为了不耽误进度，我在互联网上多方搜索，费很大的劲儿才凑齐全部文章的原文。收到法方样书后，我制作了插图一览，供照排扫描并按序插入校样。

　　错译和漏译   各位译者的翻译质量总体而言较佳，但是某些重要篇章因原文很难，翻译质量不够理想，通过与中文版主编孙江老师的多次沟通，这些文章重新校译，未找着校译者的文章我逐字核对原文进行了修订。还有些文章部分段落和注释漏译。比如有篇文章漏译了最后两页和几十个注释，由于译者交稿很久了，一时间无法直接联系上，我辗转找到了译者的联系方式，请其补译。在该译者因个人原因迟迟未能提交补译稿的情况下，又请了其他译者补译。

　　过多的译者和校译者  中译本11篇文章译者和校译者共有12人，译者的众多加剧了编辑的难度。

　　对文献出处原文的处理各不相同   原书注释中文献出处是否标明法文原文，各位译者的处理不尽相同。通常情况下，引文出处并不需要翻译，保留原文即可，但是由于引文出处翻译成中文的篇章9篇中占了6篇（《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和《马赛曲》原文无注释）。为了尊重译者的劳动，编辑中我保留了中文译文，用括弧注明法文原文。对于没有翻译的文献出处则请相关译者补译。

　　上千个专有名词需要统一译名   法文原书没有索引，交来的译稿又没有统一的对照表，因此同一专有名词各位译者的翻译不尽相同，这给编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由于版权期限的紧迫，将译稿返还主编，请他统一制作译名对照表时间难以掌控，也不现实，因此在编辑时除了在第一次出现时括弧标注原文，我还自己做了译名对照表。在已出版的书的最后可以看到我加了两个附录，一个是《记忆之场》法文三部总目录的中法文对照，另一个是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事实上，该书的专有名词除了人名，还有地名、报纸期刊名、书名、出版社名、学术机构名等，我皆制作了对照表，粗略统计总共有1000多个。

　　随着重新校译稿或补译内容的陆续返回，我不断修订译稿的电子版，最终整理出一份齐、清、定的书稿。在这份书稿的打印稿上我进行了其他的编辑常规工作，如更正了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错误，依据设计版式统一了全书格式，等等。

　　由于存在的这些问题，这部书稿的一审工作持续了好几个月。这期间，我迎来了生命中的全新阶段：我怀孕了！这个“记忆之场”似乎成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一个黑洞！可以说，我从孕前到孕中，一连几个月几乎天天加班，已经搞不清有多少个清晨和深夜是在此书的“记忆之场”中度过的，甚至在住院待产前的一天我还在看校样。就这样，一校样还剩了最后2篇文章未能及时看完，我满怀内疚地托付给同事代为办理。产后我又与同事多次探讨译稿中某些问题。

　　主编孙江老师在中文版序言中说这本书已成为他的“记忆之场”，在某次通邮中，他说该书也是我的“记忆之场”。的确如此。五年前，在初回国的茫然中，我选择了出版行业，并有幸进入南京大学出版社——我母校的出版社工作。这五年，我主要从事的是引进版学术图书的编辑工作，《记忆之场》仿佛是对我这几年的编辑工作的一次大检阅。日复一日地核对原文，审读修改译稿，这样的案头工作似乎枯燥无味，然而苦中作乐、苦中求乐或许正是这一“为他人做嫁衣”职业的乐趣所在。抑或，这可算作对我五年法国求学时光的一种纪念？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6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