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以多篇“学术史的别页”，刻画出晚清民国以来16位已故学人的的挣扎和探索历程，勾画出那一代人的精神史。

   

   


    《余音：学术史随笔选 1992—2015 》葛兆光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62.00元
 
　　葛兆光（学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原籍福建，1950年出生于上海。2009年获选第一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著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1977年夏天，在哈佛大学已经教了近三十年书的杨联陞（1914～1990），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探亲。尽管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回北京，“文革”中的1974年，他就已经回来过了。但不知为什么，临行前，他心底仍有隐隐的不安。这也难怪，他患精神毛病好多年了，近二十年前发作的时候，曾经被送往精神病院，甚至还被锁链绑手脚，靠电击治疗。虽然此后病情稍好，但在临行前，他的日记中仍反复出现“心情不佳”（1977年6月5日）的字样。他不断做噩梦，在梦中“大呼‘我要死了’”（1977年6月12日）。在抑郁的心情中，为了兑换旅行支票的事情，又和夫人反复争吵。在日记里他写道，“此次旅行，因不可料之情形太多，实不能无戒心……在大陆，（李）光璧逝去，（周）一良已不在原位（任太太信），家人失和，种种令人不快之事。近日每晚半夜后皆服Lilenur，仍不免有心焦之梦，此情郁郁，无人可语，语亦无人真解也”（1977年6月5日）。

　　心底尽管不安，但他决心仍然要回北京，因为年迈的老母亲和一双子女都在那里。说起来，杨联陞先生的心病，实在是由来已久。

　　2009 年秋天，在我访问杨联陞后半生始终生活的美国哈佛大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录中有杨联陞日记。据说，这份日记之所以保存在这里，是因为杨联陞在哈佛的同事陆惠风，本来打算写杨联陞传记，便把捐赠给台湾中研院的日记全部复印了一份，按年分装为四十几册。可惜的是，陆惠风先生后来离开了哈佛东亚系，兴趣转移，传记的撰写和出版当然就落空了，这些日记也就静静地锁在哈燕社图书馆的另一处藏书地点，直到这一年秋天，我请马小鹤先生帮着调出来之前，似乎关注的人并不多。

　　日记有四十多册，从杨联陞在哈佛读书之后的1944 年开始。在那个时候，看得出来他的心情还不错，日记上的字迹也相当清秀，他一面听课念德文，一面泛览杂看，攒了一肚皮杂学。生活似乎很舒适，他帮着编写中文文法，代陈观胜上上课，闲来便看看书，也看看电影看看戏，时时还打打麻将，在那里和吴于廑（保安）、张隆延、刘广京、王伊同等人来来往往，也常与当时在美国的胡适见面聊天，或写信讨论学问，看来过得很轻松。不过，就在这一年的1 月11日的日记中，记有“夜寝不安，乱梦颠倒”，13 日的日记又说“夜寝不安”，3 月26 日的日记最后，又记下一句“乱梦颠倒”，似乎预示了什么。

　　从后来的日记看，这种夜间乱梦颠倒的噩运，似乎一直在纠缠着他，让他始终处在一种紧张和不安之中。

　　杨联陞的心病，当然有很多原因。不过从他自身的原因说，一半儿来自他自期太高，涉足的领域也太广，把自己弄得很苦。虽然表面上看，他并不很高调，他不像何炳棣，何炳棣与他煮酒论英雄，会自负“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而他则敬谢不敏，绝不敢接这个话题。不过，他心里其实自负得很，总觉得洋人的中国学问有限，中国学者的国际视野不足。但是，另一半儿也许来自他在异国却做本国学问，又毕竟在洋人地盘上讨生活，正常言所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这让他常常感到很憋屈和苦闷。不要说他，就连在中国地位有如“文艺复兴之父”的胡适也觉得压抑，1955 年12 月19 日胡适曾经给赵元任写信说，他自己这几年不在美国教书，“一面是许多所谓‘汉学’、‘支那学’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一面是这种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前进’分子，气味也不合”。所以胡适不得不“退避三舍”，更何况杨联陞。其实，杨联陞心底里对研究中国的洋学者并不很买账，后来享有盛名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那时他就有些瞧不起，当他听到费正清推崇史华慈，“不惜大言欺人，竟称渠为佛教史专家，又称其学力过于Reischauer（赖肖尔）”的时候，就很不以为然，对费正清“好用权术”很是警惕，在日记中告诫自己“与之相处，真需小心也”（1955 年2 月18 日）。

　　本来，在1946 年初他以《〈晋书·食货志〉译注》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不久，先是有浙大张其昀（晓峰）的聘约，后又得到傅斯年和胡适到史语所任职或者北京大学任教的邀请，他曾经都很动心。4月17 日，他到纽约看望病中的胡适，与胡适说好要回国任教，6 月底他想到即将要离开美国，甚至“作书留与贾公（Charles S. Gardner），几乎泪下”。那几年中，由于抗战胜利，好朋友陆续离开美国，1946年9 月，周一良回国了，1947 年韩寿萱、冯家昇、王重民也回国了，1949 年王毓铨也回去了，到了10 月，老舍也回国了，“谈学问的朋友越来越少”。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终究没有成行。也许，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他终究是个“纯粹学院式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不但没有兴致，而且视为畏途”，他并不像胡适那样有“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的抱负，在中国处于战争纷乱之际，一介书生，下不了回国的决心。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年03月14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