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日)狭间直树 博雅撷英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近代史上，亚洲主义是个颇为含混的概念，它初期曾以“亚洲互相提携”为号召，涌现出宫崎寅藏等对华怀有善意的志士，故孙中山等人也曾对早期亚洲主义表示过认同，但后期亚洲主义却发展成“大东亚共荣圈”论，沦为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亚洲主义为何会从善意滑向恶意？一般来说，价值理论多以美德为基础、以理想为旨归，早期亚洲主义亦不例外，因而其后来癌变过程就特别有研究价值，可为后世鉴戒。

    本书作者聚焦于早期亚洲主义，此时它尚笼罩在“中日、亚洲连携，共同抗击欧美世界列强侵略”的光环中，通过梳理史料，狭间直树发现亚洲主义从一开始便呈现出斑驳的面相——既有真心想帮助中国的吾妻兵治、冈本监辅等，也有一心想损害中国利益的曾根俊虎等。虽然在不同阶段，这些人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是比较共同的，即：亚细亚协会、振亚社、东亚会、同文会等早期亚洲主义的具体执行单位均未成事，与亚洲主义的宏大愿景颇不匹配。

    理想如此丰满，为何现实这般骨感？因亚洲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共同体，过于宏大，从而找不到现实抓手。

    亚洲本是西方人的地理概念，日本学者初期并不接受，1833年，学者会泽安说：“夷辈对我之命名，既非天朝给定之称呼，亦非上古所定之公名。今以亚细亚称我，以为包含神州之总称，实在傲慢至极。”

    明治维新后，面对西方巨大压力，日本不仅接受了“亚洲”这一概念，且将其改造成与欧洲对抗的概念，急于将中国、朝鲜拉入其中，以共同对抗西方。宫崎寅藏便认为，日本太小，单独对欧必败，只有拉中国为盟友，才有可能胜出。

    可问题在于，这个想法过于自我，并无太多历史、现实的基础。初期不仅中国、朝鲜漠然视之，日本主流意见亦不以为然。甲午战后，日本在俄国等国逼迫下归还辽东半岛，日本民众深受刺激，亚洲主义因此成势。

    可见，亚洲主义本是虚拟的共同体（虽同文，但利益长期不一致），在现实需要下才走向主流，由此留下人为操作的空间，而利益最大化成了衡量操作成果的尺度。内核原本空洞，再经反复拿捏，亚洲主义的道义含量必然越来越低，最终成了少数坏人绑架多数麻木者的工具。

    寻找“归属”与“一体性”，是传统人格建构的重要环节，传统人生活在熟人中，需要“他律”，只有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契合，才能内心安宁。所以当旧日偶像集体倒塌时，传统人会深感恐惧，此时给他一个虚假的代用品，他也会顶礼膜拜。而现代人格靠“自律”，只有在自由环境中，经历痛苦，方能建构成功。在当时日本，不易普及。

    从传统到现代，社会必然要经历价值观窳败的过程，重建总是漫长而痛苦的，所以很多人渴望能抄近路，但本书证明，亚洲主义这类伪药行不通。


    来源： 北京晚报 2017年0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