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儿与我》 [西]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著，张伟劼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1月

    今年是《银儿与我》面世100周年，一个全新的中译本随之诞生。

    这头银色的小毛驴，散发着温柔的光芒，穿越漫长的岁月，向我们走来。

    几乎每个西班牙人都知道《银儿与我》，因为西班牙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总会有这本书的选段，代表了西班牙文最优美的形式。当我和西班牙朋友说起自己在翻译这本书时，他们都强烈建议我把它念给女儿听。待到译作终于出版，我高高兴兴地把女儿拉来听我朗读书中的选段，我可以肯定，她在幼儿园里是读不到这个以一头小毛驴作为主角的故事的。念完几个章节后，我问女儿，美不美啊？她点点头说，很美。我又问她，你听懂了吗？她摇摇头说，没懂。

    尽管《银儿与我》的作者、杰出的西班牙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1958）在该书的前言中声称，这本书是写给孩子们的，在我看来，这本书更适合成年人看，特别是那些还记得童年的成年人。没有童心，则无法与书中的诗人和小毛驴一起分享寻常生活中的各种愉悦，没有品尝过人生的百味，则又读不出那些隐藏在欢乐之下的忧伤。

    一本书能成为一个民族的代代相传的经典，绝不是偶然的，它必定含有与民族气质相契合的东西，为民族文化所塑造，又参与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心灵。真正了解西班牙的人都知道，在西班牙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往往是在一个欢快、活泼、热烈的外表下深藏着一个悲怆、沉重、冷酷的基底，正如它的地理面貌所呈现的那样，从明净可人的地中海海岸往深处去，是苍茫荒凉的内陆。《银儿与我》可以带着微笑读，但读到最后往往会让人鼻子一酸……

    《银儿与我》的悲怆基底，和作者的个人经历也密切相关。

    希梅内斯成长在西班牙南方的一个富商家庭，成年后不久前往京城马德里准备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事业，在同一年经历了丧父之痛，随后陷入长期的抑郁状态，同时也目睹家道中落。他辗转多地养病，在1905年回到家乡莫戈尔继续疗养，直到1913年才再次回到马德里与文友们重聚。在莫戈尔的这些年间，这位抑郁症患者一边读书写作，一边享受远离都市的生活，与一头因毛色如亮银而被他唤作“银儿”（platero）的小毛驴结下了深厚友谊。银儿载着他穿过莫戈尔的市镇，踏过沐浴着海风的原野。关于银儿的回忆最终变成了一本诗性的散文集，名曰《银儿与我》，初版于1914年，1917年出了完整版，距今恰好百年。

    “银儿长得小小的，全身毛茸茸又滑溜溜，身子软得像是棉花填的，好似没有骨头。”作者以一种非常亲昵的语调描述他的坐骑——与其说是坐骑，不如说是他的好朋友，也许是他在莫戈尔唯一的好朋友。没有如此亲密的感情，就很难有这样充满触觉指涉的描写。对于希梅内斯来说，银儿不是一只普通意义上的毛驴，它是聪慧的、善良的，甚至比人还要可爱，它是有灵魂的。如果我们再注意到，书中的莫戈尔是一个笼罩着浓厚宗教气息的小镇，甚至可以说，银儿是神圣的。作者也写道，“它那温柔的谦卑，似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当诗人描述自己骑在银儿身上进入暮色中的小镇时，熟悉基督教文化的读者一定会联想到，在《圣经》里，耶稣也是骑着一头毛驴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这正是西方美术史中常见的一个母题，在那些宗教画中，很多时候，承载着耶稣的毛驴便是银灰色的。在银儿的陪伴下，忧郁的诗人出入于世俗生活，带着审美的眼光观看人间百态，发现大自然四季变换的万般美妙，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镀了金，于是，人间变成了天堂，那个闭塞破旧的西班牙小镇成了永恒的极乐世界。

    与此同时，在这个澄净世界里，死亡是时不时就会出现的主题。一个被诗人唤作“小妹妹”的小女孩，“是银儿的开心果”，她喜欢逗银儿玩，“把银儿故意伸到她面前的大耳朵紧紧揪住，用它名字的所有昵称唤它”。接下来笔锋一转：“在小妹妹躺在她的白色摇篮中，顺着生命之河漂向死亡的漫长时日里，谁也没想到银儿”……最后是小妹妹的葬礼，“夕阳的余晖照亮了通往天国的道路”。在书的最后，银儿也踏上了通往天国的道路，诗人一遍遍发出悲伤的求问：“银儿，你看见我们了吧？”

    或许有人会说，这部作品属于感伤浪漫主义，而这种潮流在欧洲文学史上的盛期早已过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由此可见西班牙文学的“落后”。在我看来，西班牙文学与其说是“落后”，不如说是保有留恋过去的倾向，面对现代主义的进攻，固守一些传统的价值观。这种倾向在西班牙现代哲学和艺术中亦有相当鲜明的体现。当尼采说“上帝已死”时，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仍在挣扎着生怕被上帝抛弃。在他的名著《生命的悲剧意识》中，他把“个人的被拯救”看成是与“真、善、美”同等重要的价值，他写道：“我们需要上帝，不是为了让上帝教我们认识真理，或是美，或是让上帝用酷刑或惩罚来保证道德，而是为了让上帝拯救我们，让我们不会死于空无。”在天主教的话语中，所谓“拯救”，或者“救赎”，就是指上帝让人摆脱肉体生命的限制，获得永久的存在；人的“得救”，就是免于湮没于空无，可以永恒地延续自己。在《银儿与我》中，欢欣的生命总是连接着令人恐惧和哀伤的死亡，而诗人坚信，银儿就像一个好基督徒那样，最终进入天堂，获得了永久的存在：“你活在永恒之中，你和我一样，在手心里握有每一次初升的太阳，红彤彤如不朽的上帝的心。”

    西班牙艺术史家拉富恩特·费拉里也曾提出“个人拯救的美学”这一概念。他指出，“西班牙人深刻地意识到，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生命中唯一的真正的问题、最能深入我们的肺腑的问题，是我们个人的命运的问题，是灵魂不朽的问题”，因此，“这种对人生在世如戏的深刻认识，这种对永恒和救赎的渴望，这种在绝对面前保持人的尊严、人的责任的理念，一直跳动在西班牙人的意识中，通过其文学与艺术表现出来”。以此来看《银儿与我》，原来在这出悲剧、这首挽歌的基底深处，是一种中世纪的价值观，是西班牙民族坚实的精神传统。这些文字没有一处不是在呼唤救赎——让银儿永恒，让诗人爱着的所有生灵都获得永久的存在，以及让诗人自己摆脱对死亡、对湮没于空无的病态性的恐惧，用诗人自己的话说，这本书将“跟随与你一起飞升上天的莫戈尔美丽风景的灵魂”，也在“纸书脊上载着我的灵魂”，“朝着你正在天堂吃着草的灵魂飞去”。

    当回忆和念想变成美文时，对于希梅内斯来说，他的小毛驴得救了，永恒了，而对于全世界的读者来说，银儿不但是永恒了，更是在不同语言的转译中得到一次又一次的重生。

    （本文作者为《银儿与我》译者）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7年09月08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