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吾以吾心对历史 - 专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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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吾以吾心对历史

本报记者陈香

2003-07-16 15:19:36 来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导　陈铁健教授

　我已然很长时间不会激动。然则，当面对一些一生历经沧桑、迭遭变故甚至不乏伤心切肤之痛的老学者时，我却总有放声一哭的冲动。因为，即使不乏伤心切肤之痛，他们也把一切轻轻抹去，以信念、醒悟和批评，重把自己放在学术清贫和寂寞的祭坛上，九死而未悔。这一次，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年近七旬的陈铁健先生。

　苍苍者天，悠悠者地，吾以吾心养吾浩然之气。血泪凝成真精神，惟此，学术才可代代传承。“有些人不理解我。”“我也不要求别人理解。”先生说到伤心处，亦为之黯然。不管是为人还是做学问，真诚总要付出太多的代价；大多执著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常有力不从心之叹。悠悠我心，昭昭可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记者：首先，祝贺您的《绿竹水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诚如您书中所言，中国六七十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多在人生和学术的道路上坎坷多难。那么，是什么让您置自己的“伤心切肤之痛”于不顾，始终要对近代史学尽一份自己的声音？

　陈：近代史学研究是很尴尬的。时未久远，必然有为尊者讳之处。我说，这个事我来做吧，我来说真话。这不是为了什么，仅仅是本着研究者的良心，要使历史学成为真科学而非伪科学。从青年到中年，我先是受益于大学时期的李时岳先生。他以其对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中的违抗流俗的见解，使我注意观察历史真相。随后，我受益于研究生时期的导师李新先生和虽非直接受业却对我热心关照具体指导的黎澍先生。李新师是从四川走出、到延安的学生领袖，黎澍师则是身着西装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文化战士和学者。他们的人生信条俱是：斥教条，去盲从，反专制，争民主，倡言改革开放，崇尚自由独立。他们清贫一生，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权威所屈。我也力求以他们的言行为楷模，身体力行，并自信学有所用。

　记者：是的。您一直孜孜以求历史细节的真实，不断思考一些曾被绝对化的史学定论。可是，死者长已已，历史已成为过去，又何必重揭历史的疮疤？

　陈：历史就是要计较细节的真实。一件小事往往关乎整段历史的发展。伪造历史，往往是为了现实中不可告人的目的。的确，历史已成为过去，不可能再走一遍，然则，还原历史真实面目，是为了认识现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路。不吸取历史教训，现在的错误可能就是过去错误的延续。明明是假的，为什么不戳穿？净化历史并非否定一切，而是排除坏的种种，保留好的种种，从而摆脱危机，使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民生活富足，思想行动自由。读史愈多，研史愈久，就愈知史学之功在乎令人清醒明澈，不甘于轻信盲从。心中悬有史镜，以前人之行事烛照今人之行事，便不会为一己之私利而趋从权威，不会人云亦云忘记思考。

　记者：历史没有绝对的真实。福柯就曾说过，用权力解读历史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陈：的确，历史，往往由隔代来做，由胜利者修前代的历史，因而，历史往往成为胜利者的宣传。但作为研究者，就要尽量做出公允的评价，应该站在第三方的立场来看历史。学者在占有大量的确凿的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揭示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无疑会对领导者决策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拒绝真实的历史借鉴，接受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非历史借鉴，对作为一位对现实负责同时也应该更有勇气对历史负责的现代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不明智的。人们会从为政者正视和解决历史问题的坚定态度中，得到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坚强信心和鼓舞力量。

　记者：我记得您书中提到，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是无所禁忌，秉笔直书。那么，您可否告诉广大的青少年朋友，您是否认为这也是为人立身的根本之道？

　陈：历史家作为具有良知，传承文明，维护真理的知识分子，应该摆脱长期以来在派别斗争中形成的非好即坏、非美即丑的简单思维方式，纠正那种“成王败寇”的传统落后的思想方法，抛弃顺风说话的扭曲的文化性格，用真诚的而非虚假的文字，使人们领略和尊重白纸黑字的力量。否则，当后人论及历史是非的时候，历史学家们所遗留的历史的伪作是难逃被嘲弄的命运的。真诚，是我所孜孜追求的为人立身之道。我追求真诚，待人要真诚，对自己也真诚，但我并不想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青少年，他们要走的路可能比我们当年要走的路好得多，关键在于年轻人自己。人生到这个世界来不容易。我真心希望他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有道德，有理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健全的人，而不是一个残缺的人。听起来可能冠冕堂皇，但等他们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真正明白了。

　记者：美德不一定都会让人受益。“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听说您就遇到过几次压力。

　陈：我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也会有放声一哭的冲动。别人不大理解我，我也不要求别人的理解。我尽力了，做到了，自己感到满意就行了。大多数的学者还是支持我的，为我鼓掌；一些我为之翻案的历史人物的家属找到我，说感谢我，这就够了。对于生活，我没有太多的要求。别人说，陈铁健喜欢写悲剧，一系列悲剧性的人和事，瞿秋白，陈独秀，西路军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人物的悲剧是由时代的悲剧造成的，身处其中，谁也摆脱不了。我们也可能是个悲剧，谁知道呢。多少年后，有没有人把我们写进历史，后人又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阅读我们。事实不会改变，观念是会变的。

　记者：您好像比较喜欢从“人”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历史。

　陈：是这样的。历史研究，各有各的方法。我的兴趣在人，喜欢人。通过一个人的生平遭际来折射一个时代，可能做得更深入。尤其是时代的头面人物，他们是时代的代表。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做研究，也更容易把握。毕竟，一个人与整个大宽面的时代，点小就可以做得细，太大就容易流于表面。

　记者：最后，您愿意向青少年朋友推荐一些对您影响最大的好书吗？

　陈：我读的书很杂，很泛。要研究一个时代，读的东西就五花八门。但是，文学书籍对我的影响最大。像鲁迅的杂文，瞿秋白的散文和巴金的小说。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他不希望做领袖，却被推到领袖的位置；他一生酷爱文学，却无缘于文学；他憧憬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却对现实斗争的严酷产生怀疑。人即将死，他却在解剖自己。还有巴金的《随想录》，这是一部真正说真话的作品，矛头指向自己，严厉地解剖自己如何从人性到兽性。他们的人格特别吸引我。另外，我们研究历史的，强调古文。我喜欢的是柳宗元的东西和一些明清小品。这些文字，对我行文的架构，还有多用白描可能都有影响。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3.7.16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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