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经典》（全七卷）
张法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版

　　《中国美学经典》的特点概括地讲就是“体大而虑周”。相比之下，“虑周”较“体大”更能彰显《中国美学经典》作为美学资料体的个性价值和思想魅力。

　　2017年8月张法教授主编的《中国美学经典》（以下简称《经典》）七卷本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美学界的一大盛事，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作为美学资料体汇编，《经典》的意义当然要从资料选编方面呈现出来。约翰·杜威《自然与经验》曾说，哲学就是选择，《经典》就是实施这一理念的生动范例。论及美学资料的选编，已经出版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1980~1981）、《中国古代美学丛编》（1988）、《中国历代美学文库》（2004）是我们绕不开的重要课题，因为它们也在“选择”中保持着自身的普遍价值和个性特征。不过，相对于上述三种美学资料体，《经典》存在的价值不仅要体现在“选择”的普遍性上，而且还要体现在“选择”的个别性上。张法先生在《总序》中通过概述三种美学资料体选编的依据、价值及存在问题，以此表明《经典》在既尊重中国审美文化传统又兼顾西方当代新型美学与中国古代美学资料两者间所呈现出来的相似性的基础上彰显作为新编资料体的个性价值和特色。张法先生的论述有力地证明了“选择”的个性价值对于资料体选编的重要意义。

　　不过，无论是从作者角度还是从读者角度看，选编者的种种努力最终要转化为读者学习和研究的便利性。《经典》给读者提供的便利性，一言以蔽之：体大而虑周。“体大”主要从其历史跨度和体量上体现出来。其跨度渊永流长，其体量大气浩博。当然，“体大”这种一种表象的描述并不能充分勾画出《经典》鲜明个性和独特价值，譬如《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在这一点上就足可与之媲美，甚至还要充分一些。可见，《经典》的个性价值主要体现在“虑周”上，之所以如此论断，主要是基于下述几个方面的考虑。

　　鲜明的导向性

　　《经典》的选编不是简单地按照一般时间逻辑结构把分散材料的串联起来，而是按照时间和功能属性两种逻辑编织而成的三级次结构体，而功能属性决定了这一资料结构体的个性价值。在七段时间单元的每一段下，《经典》以材料所呈现的美学功能属性作为分类的原则，形成诸如哲学美学、宗教美学、文学美学、艺术美学、朝廷美学、生活美学、自然美学、制度美学、天下美学等材料体的二级分类，每一卷的编著大致沿着上述理路将浩瀚繁杂的古代美学资料秩序化、类别化，形成了颇有条理性的文献体系框架。

　　《经典》的导向性还体现在其精要的概括性上。首先全套书共由七大时间逻辑板块构成的一级分类，每个一级板块下都有简明扼要的导论，导论往往将该板块中资料体选取的逻辑依据、选择的内容、该板块美学思想在整个美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价值都精要概括出来，把无序混杂的资料体转变为有序明晰的结构体呈现在读者的阅读中。其次，每一个诸如哲学美学、文艺美学、宗教美学等二级板块都有特色鲜明的导读，其内容除了兼顾一级板块导论所涉及的内容外，二级导读的针对性更强。如汉代卷哲学-宗教美学的导读，阐述了道家、儒家、佛家发生关联的历史情境：一是黄老之学由主流政治舞台向帝王、贵族关注个体长生不死的私生活领域转变，二是儒家与神学会通的转变，三是儒、道关于人的必死性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失语困境被佛教的来世说所化解，三者在这种取长补短的转变中建立起关联性。整个哲学-宗教美学资料体的选择也就在三者关联性的逻辑建构中形成。因此无论从三级次的分类架构看，还是从导论的内容看，它们既为读者查阅、理解中国美学文献提供了最大化的便利性，又为读者提供了把握中国美学的认识理路，引导读者步入中国美学的殿堂。

　　卓殊的开拓性

　　在资料选择方面，《经典》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语汇：继承、强调、突破。“继承”主要表现在对公认审美领域如文学、艺术、自然、哲学、宗教、园林、工艺等美学文献的选取。“强调”表现在对西方新型美学的诸如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图像美学等现代美学观的认同。“突破”则表现为对最前沿美学思想如天下观美学、朝廷美学、制度美学等的吸收，刘成纪教授在汉代卷导读中充分阐述了这一突破性拓展在美学史、美感、地域性及民族性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独特价值。

　　《经典》的开拓性亦体现在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料与西方新型美学之间的互文性关系的认识和提炼上。这也就启发我们看待古代材料时，正如张法先生所讲那样，应有一种新的眼光。基于这种新眼光，《经典》突显了更多的视角，并通过这些视角把中国哲学宗教思想、制度文化、各朝代个性化的生活形态、华夏的主流文化和四夷的边疆文化、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等方面纳入与美学思想的逻辑关联中，在它们的互动中形成不同美学类型资料体，进而显现出中国美学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经典》的开拓性还体现在美学史与美学资料体的互动中。一方面寄身于导论或导读中美学史赋予资料体呈现的秩序性，美学史相当于纲的作用，把珠子似的美学资料联系起来，进而形成一个逻辑关联体；另一面美学资料体又呈现了美学史发展的具体状况。

　　精炼的选择性

　　《中国美学经典》一书的精炼性直接体现在与美学性相关的文献上。《经典》注重突出材料与美学问题之间直接关联性，文献所具有的美学性是选择的根本依据，那些非美学性内容或者甚少美学性内容的文献则被智慧地予以悬置。以先秦卷礼乐制度美学的《尚书》篇和《左传》篇为例，前者以“诗言志”“十二章纹”“道人以木铎徇于路”等六个论题把《尚书》的美学思想地呈现出来，后者的美学思想则体现于“公问羽数于众仲”“文、物昭德”“歌诗必类”等14个论题的概括中。这些材料选取精准恰当、导向鲜明突出。

　　其次，《经典》的精炼性还体现在与已有美学资料体的互补性关系上。譬如清代卷对傅山文艺美学思想只选取了《霜红龛集》中与书法理论相关的“家训·字训”和“作字示儿孙”两篇，而从《文库》对傅山关于诗、画、文、赋等理论的选取看，这些文献显然不如其书法理论的深刻透彻，故而《经典》只是强调式地选择了傅山的两篇书论。再如《魏晋六朝》卷对《文心雕龙》态度同样体现了对精炼性的追求上，与《文库》把《文心雕龙》50篇和盘托出的举措不一样，《经典》在文艺美学、自然-建筑-人物品藻-日常生活美学两部分有针对性地保留了《文心雕龙》23篇。上述举措的意义除了表明《经典》作为资料体的精炼性选择之外，这种精炼性亦见诸于《经典》与已有资料体的互动中，它们彼此是一种取长补短的互补性关系。

　　因此，《经典》的面世，不是要把《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古代美学丛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等同类书挤出读者的视界，而是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丰富的视角，它们一起构成中国美学现代性建构的基石。

　　捧读《经典》，无不令人怦然心动，你会感受到这里的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不可遏制的激情，这就是对中国美学最深沉的爱。它弥散在《经典》的体量上、导论上、分类上、章节的导读上、材料的取舍上、体系的建构上、精细注释上，升华为一代美学学人用汗水、心血和智慧浇铸出来的精神丰碑。故而，单从学者们推动中国美学学科的现代建构和发展的深沉情怀看，张法教授、余开亮教授、刘成纪教授、刘方喜教授、邹其昌教授、朱志荣教授、贺志朴教授等学者都是值得同行效法的典范。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8年07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