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于12月10-11日举行，论坛主题为“化身万千：开放的思想史”。论坛首场，桑兵、罗志田和王汎森三位教授就“历史与思想”这一话题分别发表了演讲。

　　浙江大学教授桑兵从思想分析与历史研究的困境出发，指出思想史本身存在于思想和历史的内在紧张中：思想可能有系统，但是历史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思想的脉络清晰了，历史的线索就若即若离；历史的秩序井然有序，则思想已经散乱不见。到底思想是按照历史的方式来理解，还是历史按思想的脉络来编排？这是思想史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近代有关“中国哲学”的争论很有代表性，这一语汇本是日本东京大学学者的发明，却又很快被他们放弃。尽管“中国哲学”在日本已然蜕变成了“中国思想史”，但却给中国留下了棘手的问题，王国维、胡适、金岳霖和傅斯年都开始反思历史是否可以依据后设的思想系统来解读。晚清制度的变革、学术的分科、学术的传播都不断涌现类似的新旧古今之争。正因如此，游走在历史与思想之间的思想史家就需要深入领会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具有统系而不涉附会”这一标准，才不致陷入以今律古的泥淖。

　　四川大学教授罗志田认为思想史曾有过认同的尴尬与门类的遮蔽，但如今的思想史研究已经渐渐摆脱了哲学史的框架和束缚，转向竞出。研究取向也进一步开放，变得越来越多元。近年来美国思想史学界主要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阿米蒂奇(DavidAmitage)的国际转向，二是包弼德（PeterK.Bol）的地方转向。

　　而罗志田教授最为关心的是名相的变换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随着西方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出现思想消失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接着柯塞勒克(ReinhartKoselleck)的概念史来研究，“人”就会消失在概念的游移中；但斯金纳（QuentinSkinner）的看法太过强调文本的脉络，继承他的研究方式又会导致文本不断隐去。在历史上不断变换的名相该如何被纳入思想史的考察范畴呢？举例来说，明末清初的士人总是热衷于探讨的封建、郡县和井田等话题，这些议题的提出其实有特定的动机和潜在的意图，这类话题往往也具有超时空的意义。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轴心时代之后的种种名相是如何在另一个时代被发掘和再造，重新成为新的有影响的概念呢？罗志田教授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心得被李孝悌教授总结为对西方思想史发展脉络的简要概括，很有意义。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王汎森院士认为思想史研究应当采取跨学科的方式继续展开，利用其他学科的助援为思想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王汎森以经济学上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传信系统论”（signalingsystem）为概念工具，来讨论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的影响。在他看来，如果试图想象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要先想象他们是如何沟通的。由于考生的能力和德行是一个黑匣子，无法被考官直接观察到，那么在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便需要传讯，这个机制为考生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使他们能够理解考试以及考官的意图和偏好。

　　传讯机制深刻地影响着每个时代，它自上而下帮助人们建立起“真的”“对的”乃至是真理的观念。在晚清的科举改革中，传讯机制由“八股文=才能”转变为“策论、史论和西方知识=才能”。而当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强传讯机制”中断，开始出现复合式的传讯机制。许多士人既在学堂读书同时也接受私塾教育，这意味着他们既掌握经典知识同时具备新的思想。这种复合的方式意味着不同的传讯之间存在着竞争，从侧面体现出清季民初具体的社会变动。以传讯机制为切入点来理解晚清的科举制度，才有可能正面地理解与看待晚清各式各样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传讯机制也才不因其混乱和偏离主轨的特征而被研究者所忽略。

　　两天的论坛中，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的学术演讲部分陆续展开，分为“思想与历史”“文学与社会”“人物与派别”“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东亚”等主题。东京大学大木康教授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晚明白话文学的兴起，香港城市大学李孝悌教授通过观察二十世纪初上海戏剧演出来理解新思想在社会中下层的流布，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BenjaminEl⁃man）教授介绍了他对清代经典考证的性质与内容的再思考。郑培凯、叶文心、李焯然、钟鸣旦（NicolasStan⁃daert）、张隆溪、白永瑞、黄克武等学者也与复旦大学的师生分享了他们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心得。

　　据悉，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今后将成为一年一度的国际思想史研究盛会。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9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