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讲稿》（订购）
作者：赵立行
定价：38元
页数：524页
ISBN：9787309124842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黑死病

文/赵立行

　　134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黑死病（Black Death），这场瘟疫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但给欧洲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物质损失，给人们的精神和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该瘟疫在1331至1332年活跃在中亚地区，然后开始向南进入中国和印度，向西到达波斯，并在1345至1346年到达南部俄罗斯，包括阿斯特拉罕（Astrakhan）。

　　此后，这种疾病迅速沿着重要的商路传播。就欧洲而言，当时主要的传播线路是沿着陆路到达克里米亚，然后通过热那亚在黑海的商业中心经海洋到达意大利。

　　1343年意大利的商人在加法（Caffa）受到鞑靼人围攻，为染上瘟疫的鞑靼人所感染。这些染病的热那亚人在1347年逃到君士坦丁堡，并于同年到达意大利。

　　从地中海开始，黑死病向北传播到法国，在1348年洗劫了阿维农，并于6月到达了法国。

　　与此同时疾病向西传播，穿过图卢兹和波尔多，在加斯贡尼渡海于1348年夏天到达英国。

　　瘟疫在英国迅速从港口传遍了内陆，并于秋天到达伦敦。这场瘟疫断断续续在1349年结束，但是很快接连发生了几次同样的瘟疫，只是没有第一次严重。这场瘟疫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灾难，几近三分之一甚至半数的人口死亡。

　　对中世纪时期的人们而言，黑死病是突如其来和无法解释的。

　　一方面是黑死病势不可挡地肆虐欧洲，吞噬无数人的生命；一方面是人们面对死亡，感到恐惧、困惑和手足无措。普遍的恐慌是基于人们对这场瘟疫普遍的无知。但是死亡的迫在眉睫和现实的紧张首先要求做出某种合理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本身会立即为所发生的事实所验证。

　　因此，对黑死病的因缘解释就不仅仅是对当时人们所掌握的有关瘟疫知识的检验，而且是对长期以来的传统知识和传统信仰的考量，或者说是对某种已经确立的传统标准的拷问。

　　当时的绝对标准主要是教会所设立的神学标准和教会监管下的医学标准。对黑死病成因的解释也首先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面对死亡，教会告诉人们，瘟疫是上帝的行动，是人类的罪恶引起了上帝的震怒，他以此来惩罚人类的罪恶和警告人们悔改并走上行善的道路，所以扭转这场瘟疫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上帝求助。

　　人们要祈祷并唱赞美诗，要忏悔、朝圣和积极地向教会奉献。教会向人们解释了一种普遍认知的神学原则，但是这种笼统的解释并不能宽慰那些正为黑死病的恐惧所煎熬的人们。

　　教会并没有能力向人们解释到底是什么行为引起了上帝的愤怒？为什么有的地方儿童死亡的特别多？为什么这场瘟疫对所有人会不加区别？为什么教士本身都无法幸免?

　　医学解释也只是依照他们所接受的古希腊的解释方式，用星象学、元素说来解说黑死病的成因。在当时的医学家们看来，地球上的任何东西和围绕他们的空气都由四种元素组成，即地、火、水、风。每种元素都有相对的一面，即热和冷、湿和干。地是冷的和干的，人也具有这样的性质，这种性质是在出生时来自天上的构造。

　　当某一种星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就会给人带来相应的影响，人体元素的不平衡则会导致疾病。但是这样的医学解释同教会的神学解释一样，是一种太笼统的原则，看起来似乎能够自圆其说，但是无法向人们具体解释瘟疫如何传播和通过什么传播，以及通过什么办法可以阻断这种传播。

　　这些标准解释的笼统和模糊与现实的紧迫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教会的解释产生质疑，因为教会虽然给人们带来某种拯救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需要大多数人受难，教会的教导只能是让人们变得冷漠和对宿命屈服，并不能够提供更有希望的制服黑死病的办法。人们对医生的解释产生疑问，因为医生的职责不应该只是关心“天空”，而是要集中精力研究病者的症状，并采取措施来治愈他们。

　　既然教会不能解释到底人们犯了什么错误惹得上帝进行这样严重的惩罚，那么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思考寻求其中的原因。

　　在英格兰，有人认为瘟疫的到来和人们服装的改变有关。在后来的黑死病流行中由于死的小孩比较多，人们认为是因为小孩不服从父母，所以招惹了上帝的不喜欢。有的人更愿意把这场瘟疫看成是末日到来的先兆，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必然伴随着干旱、灾荒和瘟疫，以此人们把对黑死病的焦虑化解在末日即将到来的宽慰中。

　　在维也纳，人们认为瘟疫挥舞着手来感染人们，他以蓝色火焰的形式在空中飞翔。

　　在立陶宛，人们更愿意相信瘟疫是一位少女，她通过向门内或者窗户内挥舞红头巾来感染居民。

　　这种传说虽然荒谬，但是给了人们想办法制服它的机会和可能。有些地方的人们相信瘟疫的源头是医生解释的腐败的空气，但是他们不相信是那些遥远的星球的作用，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的作用，比如死尸、排泄物和不流动的水，以及来自屠宰房、制革车间的臭气等，这些地方发出的难闻的气味正是污染空气的原因。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人们只要把这些污染空气的源头彻底清理就可以实际地抵制黑死病。人们开始相信瘟疫传播速度之快完全是一种相互感染的结果，不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而且可以通过人与物的传播，甚至有的人认为用眼睛看同样能够造成传播。

　　德国人则愿意相信更加实际的原因，认为这场瘟疫完全是人为破坏的结果，其罪魁祸首便是犹太人。犹太人怀着仇视的心理，组织了一场国际性的阴谋，在基督教徒用来取水的井里撒上了剧毒的粉末，从而导致了黑死病的流行。

　　对黑死病因缘解释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必然造成人们应对措施和应对标准的混乱。具体到应对措施方面，教会除了教导人们进行祈祷、忏悔和行慈善之事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而且从根本上它也反对人们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既然瘟疫是上帝对人类所实施的惩罚，那么采取措施进行抵抗或者逃避就是与上帝作对。最好是承认瘟疫是神圣的惩罚，并寻求精神上的再生。教会也反对人们诉诸药物，因为不管药物有效果与否，都是与虔诚相悖的。

　　教会在应对措施方面的无所作为，首先为本来由他们所控制的医生们走向前台创造了条件。尽管当时的医生大部分都是教士，但是他们在普遍承认上帝干预的前提下，还是给人们提供了许多的方法。

　　医生告诫人们要在能够避开风的低洼处居住，不要选择沼泽地；人们要经常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燃烧某种带有芳香味的木头，从而防止污染空气的侵入；人们要在房间里栽种植物和花朵，并经常使用香水；人们要避免过分运动，因为运动会使毛孔张开，从而会增加有毒气体进入的机会；在饮食上，医生也建议人们多吃云香和榛子，使用芦荟、没药等药物，同时避免吃污水里的鱼类以及煮的鸡蛋，多吃蔬菜和水果，并建议人们节食。

　　同时医生也指出一些治疗的方法，包括放血、拔火罐以及卧床休息等。令人惊讶的是，医生们也认识到一个人的心情和疾病的关系，教导人们平和的心境是抵御瘟疫的良好武器。如果这些方法都没有效用，医生们还给人们开出了最后的药方，那就是逃跑，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教会权威的丧失也使救赎本身溢出了教会所能控制的轨道，伴随着应对黑死病的社会需求，个人救赎行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潮流，它从另一种意义上削弱了传统的社会秩序，显示出一种自我救助的渴望和行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便是源自德国的鞭笞游行团体。相对于教会的消极和漠然，他们主张以积极的态度自发地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些人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进行游行，得到许多人的欢迎和拥护。教皇宣布把他们列为异端而他们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欢迎，充分表明了人们对正统教士的不满，以及对教会所控制的精神范围的突破，对虔诚的追求走上了自主的道路。

　　除了鞭笞游行这种极端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出于对教会的失望而转向对圣人的寻求和崇拜。首先，在黑死病流行的那一个世纪里，圣母玛丽亚崇拜非常流行。因为，在上帝的震怒和末日即将到来的惶恐中，人们认为作为怜悯母亲的玛丽亚形象可以庇护人们免遭灾难。

　　如果说上述的思维和行为表示着对正统宗教的失望和偏离，那么更有许多行为明显体现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和应对，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对隔离措施的认知和卫生意识的增强。为了阻止黑死病的传播，威尼斯总督和议会任命的三人小组建议，在某一个地方建立许多站点，专门用来隔离从东方归来的船员，隔离期是40天，同时严格控制移民，违反者之船只则要被焚毁。

　　另外，专门在远离城市的岛上设立新的墓地，集中埋葬那些因黑死病而死的人，而且要求埋葬的深度都要达到5英尺。在米兰城，则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一个人感染了黑死病，则相关的3个房间的人都要用围墙隔离起来。

　　在皮斯托，政府专门颁布条例，禁止任何人前来，并禁止外来商品进入，规定了参加葬礼者的人数、专门的埋葬地点和埋葬深度。

　　在佛罗伦萨则推举了8个最有智慧和最受到人们尊重的市民，实行某种独裁。这是当时的第一个公共卫生机关，专门负责把城内腐败的东西和受到感染的人们运到城外，并负责监督市场。在卢卡，则颁布法令宣布禁运，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的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卢卡城，任何违反法律的人都要被没收财产和受到处罚。

　　这种颇具现代色彩的认识，尽管对抵御当时突如其来的黑死病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把人们对瘟疫以及瘟疫与环境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在这次大瘟疫之后欧洲所爆发的瘟疫中，人们再也没有回到过去的认识标准。

　　黑死病严重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思想秩序，使它变得残缺不全和不成系统。不但给从黑死病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人们留下了重新健全秩序和整理思想的任务，而且给已经萌芽的新思想以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空间。

　　首先，黑死病对当时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黑死病之前支撑思想和文化秩序的主要机构是教会和大学，但这两个机构都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就教会而言，黑死病对它的直接冲击便是大批教士死亡，所剩的教士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许多教会职位空缺，许多教堂处于空无一人的状态。

　　教士人员的大量死亡是不能在短期内补足的。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补充的情况下，教会只好把那些不够资格，甚至根本不适合当教士的人招纳进自己的队伍。这种局面造成教会纪律松弛和信仰薄弱，从总体上说，这些仓促杂凑起来的队伍已经远远不能成为精神的引导人。

　　其次，经历了黑死病的冲击，原有的大学有些已经完全消失了，有些则极度衰竭。瘟疫使大学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减少。但是许多人死亡也导致出现了大量慈善遗产，这些遗产使穷学者、未来的教士和培训他们的机构有了资产，也促成了新学院和大学的建立。这些新的大学脱离了原来的传统科目，也打破了一些国际中心的文化垄断，把民族主义文化带到了欧洲。

　　再次，经历黑死病的洗礼，医疗体系同样受到很大的冲击，开始走向一个全新的方向。过去的医疗体系主要是固守已有的传统和知识，尤其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等的理论知识，不求实践和研究新问题。但黑死病后，医学开始走向职业化。医学的进步表现在医学哲学和机构开始发展，而且医药学变得专业化；第二个变化便是外科和外科医生的兴起，与此相关，方言医学文献兴起；第三个变化是医院的新作用。以前医院主要用于隔离而不是治愈，现在则主要用于治疗，新的管理和组织技巧发生了变化，医院的药物也发生了变化。公共卫生和健康状况开始改善，公共机构报告流行病的情况，负责实施隔离，出现了专门对付瘟疫的医生。

　　在这种文化的真空中，新的观念和新的原则开始渗透。在这种新观念中最突出的便是享乐主义。薄伽丘笔下的人物崇尚与大多数前辈不同的品质。他们不再热衷于虔诚、军事技艺和机械技艺，而认为智慧和灵活对成功来说是必要的。受到斥责的不再是骗子、说谎者、或者懦夫，而是戴绿帽子的男人；受到奖赏的不再是虔诚的教士或勇敢的骑士，而是色情骗子。报酬和胜利属于那些活跃的或者自助的人。

　　在享乐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的奢侈之风盛行，人们开始注重穿着打扮，任何清规戒律都已经破除，男人们身上穿的新衣服既短又紧身，女人们则戴教会所厌恶的假发，穿领口开得很低的上衣，把胸口挺得很高。在对待爱情方面，人们变得非常现实，那种虚幻的对妇女的爱慕已经为真正的肉欲所取代，人们开始认可身体的热烈表现，希望最充分地享受实在的生活，而不愿意漏掉任何一点点短暂的快乐。

　　尽管许多国家通过颁布《禁止奢侈法》来进行压制，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效果，根本无法阻止所发生的变化。伴随着这种享乐主义的是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出现。黑死病带来的是城镇和乡村集体制度的动摇，传统的社会、宗教和家庭纽带的松弛，地主和贵族社会声望的降低，以及他们管理法律和秩序的能力降低。

　　欧洲经历了黑死病的冲击，旧的传统思维和思想秩序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为更加现实的思考留出了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成长出了理性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甚至科学的萌芽，从中我们已经能够真切地看到文艺复兴的影子。尽管文艺复兴的促成不可能是黑死病爆发的结果，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某种思想的准备和基础。

　　本文摘选自复旦大学出版社《世界文明史讲稿》（订购）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