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订购）
朱浒 著
ISBN：978-7-300-29672-2
定价：109.00
出版日期：2021年8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导言（节选）

关于盛宣怀的书写惯性及其反思

　　1916年4月26日夜间十点半，离辞世大约还有12个小时的盛宣怀，仍在为如何保全自己的家业而操心。在其夫人盛庄德华、其子盛重颐和盛升颐、长房长孙盛毓常以及医生唐乃安等人的注视下，盛宣怀示意随同自己多年的亲信、时任至善堂地产总管理处经理的顾咏铨（按：字润章）来到榻前，向其交代了自己对于“保家之策”的最终决断：

　　“医生以我病无可救，嘱我预为吩咐。我之遗嘱早经办好，但未完全，将来家产应有进项，作十分开折（按：原文如此，似应为“拆”），以五份留作善举，五份分给五房。如有不遵者，你可举我遗命，诰诫责备。”

　　根据至善堂改组为愚斋义庄时公布的清查结果，盛氏家产总数约合白银1350万两。其中除了大量不动产外，还有合计达500多万两的招商局、汉冶萍、通商银行等多家公司股票此处关于盛氏资产的数目及其结构，系云妍根据上海图书馆公布的《盛宣怀遗产分析史料》所做的统计分析结果。既然这笔资产的一半收益作为善举经费，则这笔资产无疑属于慈善基金。因此，这种对善举的巨大投入，意味着其全部家产与善举之间形成了紧密的捆绑。不过，盛宣怀为什么坚信这是一种有效的“保家之策”呢？

　　与盛宣怀的这一决断相呼应，他的儿子们在总结盛宣怀生平事功时，也表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说法。盛宣怀去世后，其子盛恩颐等人编撰了记述其父生平的长篇《行述》。在历数盛宣怀在晚清时期入仕四十余年的主要活动后，他们对其父事功的总结是：

　　“府君早岁服官，尽瘁国事，历四十余载，劳苦忧患，百折不移。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振灾一事。”

　　据此说法，盛宣怀对赈灾活动的重视程度，差堪与其以洋务建设为发端的实业活动相比肩。因此，其临终前决定将其家产的一半收益投向包含赈灾事务在内的善举，也可以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这种将赈务与洋务并列的说法，究竟是盛宣怀生平史事的实情，还是盛宣怀儿子们出于特定目的而夸大其词呢？

　　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决不能只研究盛宣怀对赈灾事业的贡献，而必须综合考察洋务与赈务在其事业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学界以往很少注意的内容。当然，开展这项研究的作用决不仅仅是填补某些知识空缺或疏漏，而是希望有助于反思对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特性的既有认知方式。无疑，要确证本书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则必须先行总结以往研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同时也应声明，基于从问题出发的意识，这种总结也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成果述评，而需要重点剖析关于盛宣怀的历史书写模式及其得失。

结语（节选）

历史的逻辑：盛宣怀何以成为盛宣怀？

　　宣统二年（1910）三月底，力图政治上复出却迟迟无果的盛宣怀，在给其亲家、时任山东巡抚孙宝琦的一封信中，对自己做了这样一番评价：

　　“试问天下有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鉴其吃亏，苦太甚，俱各援以为戒，竟无一人肯步其后尘。”

　　这段话虽属发泄怨气，却也表露了盛宣怀对自身历史地位的期许。不过，盛宣怀本人从来没有解释，恐怕也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他做出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实业成绩呢？本书正是根据洋务与赈务这两条线索交织而成的史事图谱来解答这一问题，进而辨识盛宣怀及其时代之间的耦合性。前面各章的论述表明，从盛宣怀入仕直至其生命的终点，赈务活动与洋务建设一样，成为贯穿这一历程的事业，并且两者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度缠绕的关系。本书对这种关系的钩沉，当然不是为了强调赈务活动在盛宣怀事业体系中的地位，而是据此把握构成盛宣怀生活世界的图谱。而在把握了这个图谱的基础上，又该如何认识盛宣怀之所以成为盛宣怀的历史逻辑呢？

　　关于历史人物及其时代之间的耦合性，正如恩格斯精辟总结的那样：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塑造人的历史逻辑，其核心是历史必然性、偶然性与人的能动性的统一。无疑，盛宣怀确实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历史，同时又是在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局势和条件下而创造的。因此，要具体认识和把握盛宣怀之所以成为盛宣怀的历史逻辑，就必须根据这一图谱，去解析对应着必然性、偶然性和能动性的三条基本脉络，那就是新兴阶层的新陈代谢之路、晚清社会事件的联动效应，以及盛宣怀和他的事业基本盘。

　　以上文字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订购）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