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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教材在学院与工业之间

本报记者　刘天北

2003-10-23 09:19:15 来源：

　社会学家们说，所谓教育，就是一种社会再生产。作为专业软件开发者，我对此的理解是：我今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同事，也就取决于计算机教育的整体水准。对于计算机科学教育、特别是软件工程学教育来说，2003年肯定是个丰收之年。IEEE、ACM等组织接连推出了CCSE（计算机课程——软件工程卷）和SW EBOK（软件工程核心知识集）这两种知识／课程体系的草案。乍看之下，这些对我来说似乎都是好消息——继制订CC2001课程体系之后，北美的权威组织着手进一步确定计算机业本科生和专业人员所应具备的“核心知识”：如果这种尝试成功，院校课程的制订，教材的出版，学生、专业人员的学习、深造，企业的用人都将有章可循，整个产业链将从中受益。事实上，国内计算机课程体系CCC2002正是借鉴CC2001而制定的，据此推出的多种教材，也确实比此前的同类读物有了一定进步——由此看来，我个人也能获得和更多合格人才共事的机会吧。

　但软件工业中的很多思想领袖对上述努力却并不认可。尤其是SW EBOK草案的公布，引发了软件开发社区内部的激烈争论。软件方法论专家，IEEE Software杂志顾问和专栏作者Martin Fowler犀利地说：“制订这些课程／知识体系的大多是学院人士，他们至多承接过几个政府项目罢了。”言下之意是，缺乏工业背景的计算机教材／知识体系只是教授们的纸上谈兵。说到这儿，Fowler顺手举了个例子：瞧，面向对象开发的经典著作《设计模式》居然不在SW EBOK给出的“推荐教材”之列。

　作为一个热心的教材读者，我能够充分体会Fowler作出非议的缘由。计算机教材的潜在读者更多地应该是未来的工程师，而不是“计算机科学家”，可现今很多教材的作用却好像是一座座奇怪的瀑布，水花欢快地在学院的岩石间嬉戏，却不再成为合理的导航工具，永远不会流入实际工业应用中。缺乏对应用、对实践的关注，任何教材都只能造就纸上谈兵式的开发者。Ken Auer，另一位软件方法论专家，就描述过这么一个教材的牺牲品：这是一个新毕业的CS（计算机系）学生，花了整整一周时间去“优化”软件系统的一个局部；当他得意地展示战果时，Auer才发现他把这一周用在了将一个“顺序表”转化成“二叉树”上——这能提高检索效率呀！“可是，”Auer冷冷地评论说，“那个表中最多包括7条数据，并且很少会检索。”那个检索天才从教材中学会了“顺序表”、“二叉树”，但没有人教过他何时才该用上这几件法宝。

　工业是计算机教材服务的终极目标，但很多教材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有所脱节，所以很多从业者（比如我本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专业能力完全是在毕业后从工业实践中获得的。计算机科学发展中的一些文化变迁也许要为这种脱节负责。早些年间，北美大学的计算机系和大公司之间互动密切，因而一度有“北美计算机教育偏重工程”的说法，不少名著作者走的是从企业到学院的路线（比如写了《人月神话》的Brooks和写了《程序开发心理学》的Weinberg都是IBM工程师出身转而任教的）。但随着学科自身的完善成熟，学院中的工业底色也渐渐褪去。前不久曾来京访问的Purdue大学教授，计算机网络权威Comer就抱怨：“很多聪明、有抱负的美国工程师，曾经尝试过去大学施展才华，可现在也都回到工业界了。”教育界失去了来自工业的源头活水，教材的质量下降怕也在所难免。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计算机科学教育也不完全是职业教育，计算机教材又应该和具体应用保持适当距离。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学生和普通读者们并不指望从教材中攫取大量具体技能和技术细节——这些都不太保值，容易过时。换言之，教材的意义就在于其相对的概括和恒常，它提供了学术研究和工业应用之间的一个折冲点；据此，学习者才能把它当成整个职业生涯的起点，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集合。

　现有不少计算机教材的弊端，就是它们太容易在“理论灌输”和“职业教育”这两极之间振荡，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智慧”的培育。刚才的例子里，那个职场新人之所以误解了自己的任务，并非出于知识的缺乏，而是因为不具备基本的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智慧”。而教材的使命，就不仅在于赋予学习者具体知识、技能，更在于让学习者懂得如何与该项知识相处，如何在适当的场合、以适当的方式应用知识——这需要特别的“智慧”。起步很晚的计算机科学教育究竟需要怎样的蝶网，才能捕捉这种蝴蝶般轻灵迅捷的智慧，这恐怕还要求整个产业（而不仅仅是学院）更多的摸索和实践。

　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Richard Feynman讲过一个故事：在南太平洋诸岛的土著人中存在一种“货机崇拜”。二战期间，他们看到飞机运载着很多物资着陆。战后，他们也希望有同样的事情出现，所以他们修出了跑道，沿跑道两旁放了火堆，还造了一个小木屋，里面坐着一个人，头上戴着两个木片作为耳机，再架上竹棍当天线——这就好像是一个地面引航员了。从形式上说，他们做了所有该做的事，但飞机还是没有来。Feynman总结说，“货机崇拜”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土著们忽略了“某种根本的东西（something essential）”。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考虑，上面提到的“智慧”对于教材来说似乎就是这个“根本的东西”。无论是工业应用的智慧，还是学术研究的智慧，如果被教材作者所忽视，那么即使参照了最前沿的“知识体系”，这部教材大概也还是和一座配备了木片儿、竹棍儿的木屋差不多吧？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3.10.22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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