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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能进大学课堂吗？——《大众文化导论》主编王一川访谈 - 编辑荐书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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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能进大学课堂吗？——《大众文化导论》主编王一川访谈

记者：杜悦

2004-07-30 14:28:15 来源：

　●第一次开课，预计50人的课堂一下子来了200人，教室都装不下了。在讲流行歌曲时，全体学生齐声吟唱朴树的《白桦林》。
　●一些人对大众文化充满忧虑，担心它们“污染”下一代。而学生对大众文化的热情则迫使教师思考：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既非纯金也非纯垃圾，而是在垃圾中散布的一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金屑。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大众文化正是教师与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将关于大众文化的分析与讲解编写成高等学校通用教材，在现有国内教材中尚无先例，是一次新的尝试。

　王一川，四川沐川人，1959年2月生。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泛媒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1982、1984、1988年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取得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赴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研修。近年主要研究文艺美学、中国现代文艺与文化现代性问题。著有《意义的瞬间生成》、《审美体验论》、《语言乌托邦》、《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修辞论美学》、《通向本文之路》、《中国形象诗学》、《张艺谋神话的终结》、《汉语形象美学引论》、《杂语沟通》、《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和《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文学理论》等。主编《美学与美育》、《大众文化导论》。

　△听说您在北师大开设的“大众文化与美学”课，很受学生欢迎。请您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我在前年冬天向北师大中文系和教务处申请为本科生开设一门全校公共选修课“大众文化与美学”，得到了支持并立即付诸实施。我原来设想这课程是试开，慢慢摸索，所以第一次开课学生可不能多，50人就行。谁能想到一下子就报名201人，直到教室装不下了。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很兴奋。这门新课程在2003年春季讲授，是为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的。选课的学生来自学校文理科各系。大学生们对大众文化的积极的选课热情和投入的思考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课堂发言和作业中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观察。一次，在讲当代流行歌曲的文化分析专题时，全体学生齐声吟唱朴树的《白桦林》的场景，令我感动，至今仍历历在目。

　△大众文化进入大学讲堂是件新鲜的事。《大众文化导论》教材成为我国高校正式教材是国内首创。目前可能不会有学者反对在学术上探索大众文化，但让它作为正式的高等学校通识课程系列教材，有人可能会对它的必要性产生怀疑。甚至有人会觉得：大众文化比较低俗，进入高校课堂，能行吗？
　▲我的看法是：能行。大众文化现在已成为我国公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认识大众文化，就无法完整地认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况。确实，大众文化可以进入大学课堂。
　第一，从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来看，这是出于认识当前我国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转型状况的需要。第二，从大学教育看，这是顺应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转型的需要。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期，不再只是培养高层次理论型与研究型人才(高精尖)，而是同时培养一大批兼具研究与应用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即培养具有综合应用素质的有文化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大众最熟悉、最需要认知日新月异的大众文化。认知大众文化就是认知文化大众自己。当然，另一方面，正由于文化大众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很近很微妙，因而他们对它的冷峻的认知本身就是富有难度的，需依赖于一种清醒的理智力量的激发。
　生活在当今中国，我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大众文化的潮流正拨动着几乎每个人的心弦，特别是年轻的大学生朋友，常常以敏感的心灵触摸大众文化的脉搏，承受着它无所不在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当前认识和阐释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成为认识和阐释人们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了。令人遗憾的是，对如此日常而又重要的大众文化，我国学术界长时间里却知之甚少：要么对其存在置若罔闻，要么一概视为低俗物而严辞拒绝，要么仍旧沿用以往高雅文化的分析手段去笼统地观照，从而一再推迟真正意义上的探讨。
　近些年来已陆续有学者开始正眼打量大众文化了，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加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界的许多同行，包括本书的一些作者、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们以及我本人，已经陆续尝试在高等学府中向大学生讲解、分析和批判大众文化了。我想这些应该能为大众文化教材的编写提供必要的条件。可以说，我们今天来把大众文化研究写进大学生文化素质课程教材，既是认识和把握当下生活的迫切需要，又是相关研究渐趋水到渠成的结果。把我们关于大众文化的初浅分析与讲解编写成高等学校通用教材，在现有国内教材中尚未见到，暂无先例可循，实在是一次新的尝试，难免存在不足。

　△一些人对大众文化充满忧虑，担心它们“污染”下一代，这可能与他们对大众文化负面的评价有关。您怎样认识和评价大众文化的？
　▲我的基本观点是：大众文化既非纯金也非纯垃圾，而是在垃圾中散布着的一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金屑，有待于人们以特殊的眼光去筛选、收集、熔铸。
　我想这项工作正应当是理论界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迅猛发展的大众文化，是视其如洪水猛兽而严加讨伐、御强敌于国门之外，还是笃信它预示着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我想，这种极端的否定或肯定态度都于事无补，重要的是针对大众文化本身的特点作理智的分析和评价。第一，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与高雅文化、主导文化和民间文化有所不同，因而需要把大众文化当做大众文化本身、按它自身的规律去加以研究。而那种以高雅文化或主导文化的标准去硬性裁剪大众文化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第二，大众文化的审美与实用、权力与商品等多维性以及积极与消极方面，往往复杂地纠缠在一起，需要冷静辨析。既不能再天真地沿袭过去的高雅文化指标去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也不能同样天真地相信大众文化就是公共领域的圣地、民主与自由的天堂，而应在被它的此种属性打动时恰恰注意启动对它的别种淡隐属性的纵深透视。第三，尤其重要的是，应按高雅文化有关新的文化价值系统的探索要求，对大众文化做出符合这种价值系统的筛选和评价。新的健康而富于活力的高雅文化应当不排斥对于大众文化的某些优秀成果的适度吸纳。如同巴乌斯托夫斯基讲述的那个《金蔷薇》故事，我想说：大众文化充满沙尘，但里面有真正的金蔷薇。

　△大众文化现象那么丰富、复杂，在有限的篇幅和教材形式里如何讲解？您的这本教材能解决多少问题？
　▲编写这本教材，确实需要小心地摸索着前行，不敢有过高奢求。我们对教材体例做出了如下设计：先从总体上概述大众文化现象，再依次讲述常见的大众文化形态即电影、电视、网络文化、流行音乐、通俗文学、图像文化、广告文化、时尚文化和青春亚文化。在每一章中我们力求尽可能多地介绍具体的大众文化现象，让学生能够处处结合这些具体现象去思考大众文化。
　我的设想有这么几点：
　第一，由大而全到特色化。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的今天，与其继续沿袭大而全的教材套路，不如新创一些特色化教材。特色化教材，就是体现独特的学术特色、学术独创性或在某一方面特别富于优势的教材。如果我写这种教材，那别人已经讲过的、讲得很透了的，我就不讲了；而别人没有讲到的我讲，别人讲得少的我多讲。突出的是学者个人或群体的独特学术风貌或问题特色。自己在哪方面有独到的体会，就可以多讲一些。我觉得这样的特色化教材有利于激发教材的活力和学生的创造性，增强学生的想象力。我们不求全面而求特色，就是不必追求把当代大众文化的什么东西都装进来，更不必把教材变成介绍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的专门园地，而是在简要地论述大众文化的内涵和理论状况的基础上，着重描述大众文化的几种主要形态。
　第二，从体系化到个案分析。同理，我们与其继续追求体系化或系统性以及完整的知识体系，例如章、节、目、点一应俱全，不如在深入浅出、具体而生动以及注重实践性和操作性方面下功夫。这次我下定决心实施教材的非节化方案——就是打破章节目点的陈旧束缚，酌情把章、节、点、目序列中的“节”去掉。教材设“节”正是造成机械化、深奥难懂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只有把“节”去掉，教材各章的论述才能活起来。“章”下面不再有“节”而直接就是“点”。每一章有初略的理论概述，接下来就是具体的个案分析、问题讨论。由于用不着按照机械、固定的“体系”去阐释，就比较自由和开放，能更大限度地追求浅易，学生接受起来会容易些了。我觉得“非节化”仿佛是自己的一个重大“发现”，一旦去掉“节”，我们的手脚就更自由了、天地就更宽了。我痛感到教材编写要从体系化转变到个案分析。取“节”而代之的，是灵活的论述、具体个案的纵深分析和丰富现象的详细描述。这样做是想尽可能降低教材的理论难度和增强具体应用性、实践性。
　第三，从理论型到理论—实践型。我们过去的教材太讲究理论化了，太想“提升”学生，把他们一律培养成高层次的理论型或专业型人才。现在我想强调，像大学生文化素质类或本科通识课程类教材，应当毫不犹豫地抛弃不切实际的专门的理论性教材套路，转而寻求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学点理论，主要是为了在增强他们的知识储备的同时，培养他们的实际应用与操作能力。应该让学生在具体的文本分析方面进步一些、拥有起码的文本分析能力，这也要求在教材与教学中做大量的个案分析。

　△从您的著述中可以看出，您很早就对大众文化感兴趣，在近来的《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学》等一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您对文化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入思考。您是不是已经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看待大众文化研究？
　▲我对大众文化的探究兴趣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那时我在英国牛津跟从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elton)博士研修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及文化批评。我原来曾因迷醉高雅文化特有的深度“体验”而对大众文化不予关心、甚至有些不屑一顾，到这时却对包括大众文化研究在内的当代文化批评产生了一种震惊和跃跃欲试的探究冲动。尽管我在1987年底影片《红高梁》在国内公映之前就已经看过它，但确实是在来到牛津后，由于对文化批评的兴趣日渐浓厚，才禁不住对《红高粱》产生分析兴趣的。我关于《红高粱》的评论文字可以说是我的大众文化思考的一个起点。后来我陆续写了有关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些评论文字，包括专著《张艺谋神话的终结》，也为一些杂志撰写影片评论。同时，在1998年与人合作主编了“娱乐文化解析丛书”，最近又在一家出版社主编“媒介新体验文丛”(暂名)。我在前几年分别赴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访学时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进一步查找、收集和阅读有关大众文化的研究资料。这些都可以视为这次教材编写工作的必要的前期准备。
　研究大众文化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当前大众文化潮迫使我们面对一些新的文化价值问题。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依照一定的学理方式去阐释和评论当前中国大众文化潮，为走向21世纪的大众文化和整个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合理化借鉴，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大众文化研究直接与文化价值建设相关联，因此对它的深入研究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更由于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维现象，包含积极与消极、健康与不健康等多重可能性，因而尤其应当作冷静的理性分析，揭露和批判其消极面，呈现和弘扬其积极面，以便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的文化生活，效力于健康文化建设。
　我国学界大众文化研究目前正在起步，应当在加强大众文化现象的分类研究的同时，切实加强带有普遍意义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建构。这就需要从大众文化研究进展到中国大众文化学。中国大众文化学是研究中国大众文化的学问，它透过中国的电影、电视、通俗文学、畅销书、流行音乐、时装、广告、网络文学等具体大众文化现象，探寻中国大众文化的普遍特征和其他相关问题。这样的中国大众文化学力求综合地运用大众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美学、哲学等跨学科方法去考察大众文化，揭示中国大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外来影响与本土传统，以及它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复杂多样面貌和多方面功能。在中国大众文化学理论框架中综合地分析上述各种大众文化现象，并且由此回头丰富、调整或改变大众文化学框架本身，是中国大众文化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4年7月29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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