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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之难下的学者之志－－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国卫生之难》

记者：丁杨

2005-03-07 10:43:34 来源：

　王红漫：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大学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医学社会学、健康与社会发展公共政策分析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2004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国卫生之难》，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现状与制度改革探讨”。这本装帧质朴的新书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引起了包括医疗卫生有关部门领导、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及关心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的知识分子等众多读者的强烈反响，《光明日报》、《科学时报》、《文汇读书周报》先后介绍了该书及作者王红漫的情况。
　一本学术性极强的专著，一位在大众视野内默默无闻的学者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呢？“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关系着整个国家医疗卫生的发展，也牵涉到千千万万农民的生活质量。‘大国卫生之难’，主要难在农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能因为难就不去思考、不去行动。”王红漫如是说。

　大国卫生之难
　中国是个农业国，九亿农民的衣食住行、收入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平均生活水准及经济发展速度。农民的健康问题更是上至新中国历任领导人，下到每一位中国公民都积极关注也必须关注的大事。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建国50多年来，我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这一卫生保障制度曾经大范围取得成功并为国际社会所瞩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建立在“平均主义”背景下的卫生保障制度开始举步维艰。
　计划经济时代设置的乡镇卫生院，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合乡并镇政策的实施，也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无法满足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
　从王红漫在《大国卫生之难》一书中对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现状的剖析，以及书中收入的11个涵盖经济发达、经济欠发达及经济发展适中的县农村医疗卫生考察报告，不难看出，由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因此决定了农民目前最关心的不是卫生保健，而是如何增收。相对于吃饱穿暖而言，医疗卫生开销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显得有些奢侈。贵州省L县M村年人均收入只有300元左右，而当地农民平均医疗费用却要在150—200元之间，显然让农民把一半以上的年收入用于医疗费用是不现实的，W村，土地人均占有量很低，粮食不够吃，要靠国家每年每人发放30斤救济粮。大多农户一分钱积蓄都没有，全村只有七八户有电视，甚至广播都没有普及，因此农民在看病吃药方面的开支几乎等于零；湖南省M市L村，王红漫入户调研得出结论，医疗卫生保障在当地农民心目中的重要性排在就业、子女入学、盖房之后，农民的健康意识远远未达到政府期望的标准；重庆市L县L镇某农户对医疗保障体系存疑，曾购买医疗保险，很快中断，因为经济压力以及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度有限……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情况在中国农村并不是个别现象。目前农村的实际收入增长水平低于卫生医疗费用的上涨速度，加之对收入预期信心有限，因此广大农民把经济资源首先用到解决温饱或子女教育上，这使得农民在对待病患的时候常常表现出逃避就医的态度。
　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诸多因素决定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现状堪忧，种种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家学渊源　师道传承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王红漫是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当年同时考取哲学和医学博士，但是她选择了医学。博士生导师曾经对她说，鲁迅在80年前弃医从文是因为当时那个病态的社会，今天的社会同那时相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博士之前，王红漫只学过俄语，出于学习需要，她通过大量阅读英语读物来增进英语水平提高。而在这一过程中，王红漫渐渐了解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体系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号召：21世纪人人享有保健，大力发展传统医学。恰好王红漫当时的医学博士学习内容是中西医结合，当时跨学科人才比较少，而中医的核心就是传统文化，处方用药原则都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都有所体现，这给她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空间，是个很好的契机。
　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大学培养了王红漫，北大严谨、坚韧的治学精神贯穿她整个求学、研究的过程，并且将一直在她身上显现下去。北大的导师不仅仅传授她知识，教给她获取知识的方法，更多的是在做人上对其进行言传身教。王红漫当时住在北大的博士后公寓，常常与学校的老师交往，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她完成参与科研项目竞标的标书后，两位老师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有一天晚上，两位老先生专程来找她，只是为了告诉她标书的某处如果加上××会更好……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无私的师生情谊对王红漫后来从事研究、治学乃至任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她已经把这些精神带到了生活中。在北大的求学生涯中，她自己受到了熏陶和培养，进而把这种精神传递到她的学生那里。
　清代大儒曾国藩有句云“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问可以告我共析之”，这其实也是学者做学问的本分。

　两万五千里的调研
　谈到《大国卫生之难》一书的缘起，王红漫告诉记者，在她获得博士后学位之后，适逢北京大学成立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卫生政策，她在该中心做了一年行政工作，主要跟国内外有关卫生部门沟通联系，把我们的公共卫生工作如实地发布。在工作过程中，她接触并采访了各地卫生干部，积累了大量素材。但是那时的交流内容比较宏观，还没有具体到中国农村卫生现状上。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疑问使得她对国内外公共卫生体系和政策越来越关注并逐渐了解，进而产生了系统研究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念头。
　当时北京大学有“985”青年行动项目（1998年5月是北大百年校庆，中央拨给北大一资金，叫“创一流大学基金”，又称“985”），这一项目设立了青年行动计划，只要年龄在45岁以下的北大人都可以参加投标。王红漫第一次参与其他项目的投标并没有被选中，所幸北大有着科学与民主的氛围，校方鼓励她第二年再接再厉。第二年投标的时候离截止日期已经很近了，她在截止前夜熬了一宿写完标书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985”青年行动项目的资金。
　该项目认为她做的是软科学研究，只提供了5万元经费。第二年王红漫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但是两个项目的经费加在一起都没达到预期的30％。项目能够完成到后来的程度，王红漫和学生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她曾调动自己的各种关系，让老师、同学以及父母、兄弟姐妹都从各个方面为调研提供帮助。为了节省经费，王红漫和学生们在交通和饮食上能省则省，去许多地方调研坐火车都是买硬座票。由于调研绝大多数是在基层卫生机构进行，所以奔赴那些乡镇的时候王红漫们常常是火车、汽车、马车，一个也不能少。有时王红漫带着学生去调研，回来晚，旅馆的门已经关了，还得另找住处，有时候就在院子里露天办公。在两年的调研时间中，她还要保证给学生上课。两年中所有的假期都用在了调研上，没有一天休息过。
　因为经费有限，王红漫只能缩减最初计划的调研样本量。她对社科基金的设计是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做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建议，如果拿出的样本不能推断总体，建议就没有指导意义。王红漫与基层卫生干部有许多接触，他们是长期的实践者，遇到过各种各样具体问题，她跟他们探讨遇到问题的成因，提炼出主要的问题和矛盾，抓住一切时间和机遇，不放过任何关于公共卫生话题的信息。
　刚开始进行调研的时候，王红漫并没有写书的打算，完成《大国卫生之难》的写作是调研结束后的想法。经过了两年的调研并翻阅了大量的医疗卫生文献，在《大国卫生之难》一书中她对于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现状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对于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现状的看法和观点。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第一手的考察报告，使得该书的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实际情况表明，我国各地的卫生健康状况并不总是和经济发展成正比，这是她们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在书的最后，王红漫就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和走向提出了详尽的建议和方案。王红漫一再强调，必须以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卫生问题。农村卫生系统是整个卫生系统的子系统，而整个卫生系统又是社会的子系统。所以她在书中谈到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条块分割不匹配的现象，尽可能地把调研过程中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都如实体现在书中。她认为，学术领域是允许争鸣存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如果不同的见解能够达成共识，对社会是有指导意义的。社会科学是在探讨哪一种模式最适合社会的发展，而并非数学意义上的量化，社会并非一个简单的模式，而是复杂的系统。所以许多时候社会科学领域的争论和分歧没有绝对的对错。
　王红漫和学生们经历了两年的时间，行程25000里，考察了100多家乡镇卫生院的情况，走访了800多个农民家庭，最后在《大国卫生之难》中体现的内容其实只是调研成果中很少的一部分，或者说一本书其实无法承载王红漫和学生们两年的艰辛。
　应该说在完成这一课题调研的过程中，王红漫付出的一切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科研含义。身为北大高材生，王红漫内心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从未在象牙塔中裹足不前。除了课题研究的责任本身，一种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支撑着她完成了这项研究。

　路漫漫其修远
　关于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现状的课题结束后，王红漫又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开始对中国乡镇卫生院进行专门研究（在《大国卫生之难》里王红漫已经提到了乡镇卫生院的问题，但是不深入）。她说这个新课题的前期准备和积累要比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现状的课题更充分。
　我国是农业大国，所以卫生之难主要也是难在农村。王红漫认为，在医疗管理体制上，应该是哪一种方式更有利于群众健康就采用哪种方式。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高速发展，按照已有的模式，以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指导医疗卫生工作已经不合适了，必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而逐渐淡出。应该以市场手段调节资源配置，实行准入制，不合格就不许营业。政府进行监督和监管，发布信息。本来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就很高，随着道路交通的发展，有些地区不需要县乡村三级卫生院设置，务实办好村的和县的卫生院就可以。现在分布全国的四万多个基层卫生机构，每年要消耗国家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没有起到规模经济的作用。现在常常是几个大医院门庭若市，众多小医院门可罗雀，这就是评价指标体系不合理不科学造成的。通过深入的调研，王红漫深切地感觉到现在中国农村最缺两种人，第一种是文农，也就是有文化的农民；第二种是文吏，就是有文化的农村干部。
　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地推进卫生制度改革。早在1965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当中去，这是富有远见的决策。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要切实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王红漫颇为感慨地说，如果从政府到个人，大家都来关注农村卫生问题，所谓的“大国卫生之难”就不会永远那么难，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虽然《大国卫生之难》主要探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现状与制度改革，但是对于广大城市同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她下一步打算作些与城市有关的课题，如“城市医疗卫生资源应该如何合理科学的配置”。从农村包围城市，社会意义是一样的。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5－02－23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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