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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哲学史和哲学的统一

——读《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

刘梁剑

2002-08-15 16:40:16 来源：

《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郁振华著

　　有没有一种可能，哲学著作的语言是一种清晰灵动的语言?有没有一种可能，哲学著作的语言是一种呈现作者人格风范的语言?在郁振华博士的新作《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中我找到了肯定的回答。此书晶莹剔透的文字与作者敏锐、富有穿透力的思想相得益彰，同日常语言保持适当距离的用词自有一种清新、脱俗和儒雅的魅力。

　　当然，按其本性，哲学著作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它的内容。从内容上说，《形上》首先是一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专著。在东西方哲学相互冲撞、激荡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哲学流派迭出，纷繁复杂。面对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对象，郁博士以可贵的理论勇气和开阔的理论视野，对中国现代哲学作了一番整体性的研究。作者认为：科玄论战以来，存在着一个中国现代哲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即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不同的哲学体系，本质上是对这个共同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按其内在的逻辑展开为五个方面：1、科学与哲学；2、存在与天道；3．直觉与理智；4、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5、自由与境界。全书按照这五个方面依次展开，描述了中国现代哲学在形上学问题的思辨轨迹。

　　应该说，郁博士的哲学史梳理工作是相当成功的，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著名汉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ThomasA.Metzger)教授2001年秋季在香港的《社会理论学报》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了长篇评论，题为《形上思维与历史性的思想规矩：论郁振华教授的<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在这篇评论的开头，墨先生就说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郁振华教授最近有关五四以后中国哲学话语的专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在分析这个话语的时候，虽然作者不够注意唐君毅与牟宗三的思想，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清华学派，以及新儒学等最重要的思潮，都有很深入的分析。就拙见所及，郁氏这一本大作比其他的作品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哲学十分复杂的发展脉络。”

　　郁博士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是和他富有新意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他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专注于问题的研究进路”(problemfocusedapproach)。按照笔者的拙见，这样的研究进路鲜明地体现了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其基本特点是具有明确的哲学问题和个性鲜明的哲学理论。在哲学理论展开的过程中，不妨有哲学史的回顾，但那也是哲学运思者在属己的哲学元理论——不仅仅是哲学问题——的指导下重新诠释哲学史。《形上》一书不乏明确的哲学问题：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是当下的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以中国现代哲学家通过科学与哲学的论争所达到的对形上智慧的共识为逻辑前提的。这些共识包括：“形下重分，形上重合，不同于科学对世界作分门别类的研究，求精细，形上学以宇宙整体为对象，求穷通；不同于科学的超然、冷静和客观，形上学不仅求理智的了解，而且求情感的满足，是一种生命的学问，需要整个人格来承当，它内在地具有知行合一的需求；形上智慧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形上学的基本概念中凝聚着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经验，具有标识民族文化传统的功能……”(《形上》pp．58—59)

　　对形上智慧的理论特征的如上理解，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在迎接实证论所提出的对形上学的挑战的过程中达到的共识。实证论思潮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主张将哲学的论域限定在现象界，从而把可经验的现象之外的形上问题，以及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价值命题视为没有意义的问题加以拒斥。从严复开始，西方实证论被引入中国。1923年的科玄论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彰显了实证论对形上学的挑战。而中国现代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达成的对形上智慧的共识，则表现了他们试图通过重建形上学来克服实证论的独特思路。

　　这种对形上智慧的理解无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对此，墨子刻教授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文中有尖锐的批评，认为“大多数现代中国哲学家所设想的、范围广阔的形上智慧，是个不可能实行的理想。”因而他主张一种西方的“范围狭窄的形上学”。郁博士在其回应文章《中国哲学的批判意识——对墨子刻教授的一个回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中指出，墨教授所主张的“范围狭窄的形上学”反映了其“实证主义的先见”，未能反映西方形上学的全貌，并且引用和发挥张世英先生的观点为证：西方哲学关于如何把握多样性的统一问题——这是形上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思路：1、把多样性的认识推到不可知的彼岸世界，认为根本不可能把握多样性的统一。从康德的不可知论到现代实证主义正是这种思路的代表。2、认为多样性的统一不是理性思维所能达到，不可以通过神秘的直觉或体验去把握。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有普罗提诺、雅柯比、柏格森等。3、认为多样性的统——既不在不可知的彼岸世界，也不需神秘的直觉去把握，理性思维通过概念的辨证运动就能把握它。这种思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黑格尔。

　　笔者以为，中国现代哲学家追问形上智慧的进路和西方哲学的上述三种思路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哲学家认为形上智慧并非不可通达、并非可以通过单纯的神秘直觉或理性思维。他们的重要洞见在于：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形上智慧“需要整个人格来承当，它内在的具有知行合一的需求”。(杨国荣教授在《形上》一书的序言中，区分了追问存在的两种进路，有助于理解我们东西方在形上学追问上的差异。)

　　为了在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把哲学本身往前推进，对中国现代哲学家的盲点的揭示就显得尤为重要。按照郁博士的见解，中国现代哲学家试图通过重建形上学来克服实证论的思路，即“形上进路”本身却分有了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科学观。他们把科学的特征刻画为“超然、冷静和客观”即是一例。因此，“中国现代的形上进路在克服实证主义方面还不够彻底。要彻底地扬弃实证主义，还须一层工夫，即揭露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虚妄，进而达到对于科学的更符合实际的理解。”(《中国哲学的批判意识》)由此，郁博士提出一条“形下进路”：在吸纳战后西方认识论(比如Michael　Polanyi的个人知识论)、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等领域的成就的基础上，为解决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开辟新的理路。这的确是一个很有生发性的哲学端倪。当然，诚如著者自己所言，从哲学端倪到哲学理论，其间尚有相当的距离，尚需艰苦的思想劳作。据悉，郁博士正致力于此。吾辈且待之哉，待之哉。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28日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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