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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出版社《沙漠上鲜活的鱼》

作者：陈思和

2007-11-07 12:46:57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7-11-02

周文英，来自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学者。两年前，她来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据她说，这是她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走出云南，来到上海。但是在进修期间，她从未被上海的物质世界所蛊惑，而是一头扎进课堂、会议厅和图书馆，流连忘返于听课、讨论和读书，知识像海洋潮水般的冲击，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人生力量。我发现她从早早端坐在课堂后排听课，到主动跑到讲台上表达自己的心得，再进而与研究生博士生们一起深入研讨文学文本，其表现出来的变化非常之快。不过我后来想，也许不是她有什么变化，她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秀和活泼的女性知识分子。从边陲到上海，遭遇的是知识环境的骤然改变，但她经过了短暂的调整与适应以后，马上就显现出本来具有的人格魅力。

她学习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对于纳西族的文化一无所知，所以交流的范围仅限于专业。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周文英对于她来复旦大学进修的机会是极为珍惜，对于学院式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崇尚的，从她回去后在博客上写的关于复旦大学校园生活的文章里，可以感受到这种发自内心的欢欣，她对复旦校园生活的描写有强烈的主观因素，正是这种强烈的主观性，才揭示出她内心深处的激情。还记得有一次在课后，我曾经对她说，你应该好好地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学，把文学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分析研究，让读者能够充分地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当下的生活，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其实我并不了解周文英，她从事研究的视界要宽广得多，她当时认真地回答我，她学习现代文学最深的感受，还是“启蒙”。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个词，在1990年代已经被一些学者当做过时概念扔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了，时尚的学者们也很少再使用这个词。但这位远在边地的学者，还是把“启蒙”作为自己最深刻的学习心得，然而，这心得的背后，有着整个纳西民族的真实文化生活作为支撑的。

最近收到周文英的书稿《沙漠上鲜活的鱼》，副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形象透视”，书中大部分论文明显是在复旦进修期间或者以后写的，我读起来感到很亲切。关于虎妞、关于子君、关于翠翠、关于曹七巧和白流苏，都是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光彩照人的女性。用女性主义的眼光来透视这些人物性格，并非是从周文英开始的，但是周文英的努力，让人物性格中的某些不为人注意的因素被凸现出来了。比如，关于虎妞，周文英的女性主义的观点很鲜明:“虎妞爱上祥子、与祥子结婚、为自己和祥子生孩子，完成了她最普通女人的一生，她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不失为一个有自己个性和追求的充满魅力的女人，追求的过程就是幸福的。根据法国女权主义杜拉斯的观点，男人的幸福是‘我要’，而女人的幸福是‘他要’，虎妞完全听从心里最自然最真切的渴望来追求爱和性的欲望。”中国的伦理观念同样规定了女性为他人作奉献的义务，却没有追索自己欲望的权利。而虎妞则代表了社会底层的女人向男权社会(包括父权、夫权)大胆提出自己的索要，就被视为洪水猛兽、吃人妖精，不仅农民出身的祥子不能忍受，连作家老舍也不能给以谅解。周文英大胆肯定了虎妞听从“心里最自然最真切的渴望来追求爱和性的欲望”，虽然是一种文本细读，但其思想资源显然不仅仅是来自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精神沟通的基础是她所积淀的深厚的生活积累与教训。当我读着周文英在分析纳西作家创作的小说中所展示的关于纳西妇女生活习俗的内容来看，对于周文英的这种女性主义立场就更加理解了。

我说过我对纳西族的文化一无所知，更没有机会去专门学习了解。我这里把周文英在书中所引用的别的学者的观点，以及她自己关于纳西族的文化(尤其是女性文化)的论述挑出几段排列如下，读者就不难理解周文英对于虎妞等现代文学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资源是从哪里来的——

纳西社会是一个重视情感生活的社会。老人受到爱戴，亲情与友情是维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手段，它营造的温情笼罩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他们从生活中找到幸福；重视情感生活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促成了社会群体生活的艺术化。传统的纳西社会崇尚艺术创造，使大多数男子成为琴棋书画的高手，妇女们成为欣赏者，大家都以艺术亲近为乐。——蔡晓龄《对丽江作为世界遗产地和旅游接待地的经营文化研究》

纳西女子，大都身体强壮、能说会道、善于理财，而且有一种不甘示弱的气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家中的大事小事离不开妇女，铺面的管理和经营由妇女出面应付，杀猪、跑生意、酿酒、沿街叫卖、料理客栈、充当经济人、打柴、喂猪都由能干非凡的女子唱主角。——赵晓鹰《男人的世界:摆脱女性世界的最后挣扎》

我们在歌颂纳西族妇女的伟大，是因为她们勤劳、勇敢、忘我、豁达等等优秀的传统品质，如披星戴月、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等那么那么美丽的光环赋予了我们纳西女性。但在这美丽的外表里面，是以压倒一切的自我牺牲的情感为支撑的。——周文英

于是，周文英指出:传统的纳西妇女生活在没有情感的苍白的世界里，犹如鱼生活在沙漠上，这一生存环境已经决定了鱼的生命力的干涸和提前死亡，是灵魂的死亡，只留下躯壳。

这几段引文的作者大约都是纳西族年轻的学者，他们各自对纳西族的女性生活习俗作出旅游学、社会学、文学的结论。考察的对象是相同的，但考察结论的内涵却不一样。我从这里理解了周文英如何要重申“启蒙”的意义，如何发挥了文学在当今思想文化领域的作用。作为少数民族人文学者的周文英，不可能仅仅从自身的民族生存环境出发来研究本民族的习俗，只有从“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与知识背景中吸取了必要的思想资源，才能帮助她沟通世界前沿的各种思想理论，用来剖析当下的作为少数民族的生存处境和求新发展的出路。

那么，这样的新文化传统与知识背景与一个本土学者如何激发民族求新意识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在经济体制日益全球化的当下世界，本土资源究竟如何获得自主发展？这些问题也是周文英所思考的，性质同样是尖锐的:“新”与“旧”的简单对立无法解释文化递进过程中的复杂性。在一篇论述《伤逝》的论文里，她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她(子君)演出了一曲反叛与回归的悲剧，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人生历程。在作品的最后，可以看出她的孤独和绝望。涓生与子君一样，是当时社会最清醒的人，是封建旧传统的叛逆者，同样是游离于两种社会、两种文化之间的孤魂，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后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这在新文化的层面上显得很突兀，启蒙的后果是被启蒙者的无辜的死亡。”周文英的这个问题提得很重要，超出了女性主义的意义，而是从超越性别的角度——引导与被引导、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上来理解启蒙自身的局限，那么，假如子君不死又如何？会成为一个更有趣也是更有现实感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对少数民族的作家来说也许更为困扰。过去我在复旦大学指导过两位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一位是拉祜族的那朵，一位是彝族的纳张元，他们描写本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挑战，都面临了如何处理多元文化的两难问题。我对此始终认为，少数民族文化的解读还是需要真正的少数民族的作家和学者来担当，才可能从理论上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周文英是相当自觉的学者，她从女性的文化困境出发，既能够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建构起充满感性的辩证分析体系，也能够自觉地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把握民族文化发展的理性规律。如果她能够得到较好的学术环境，我相信她在求索道路上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沙漠上鲜活的鱼》周文英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7-11-02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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