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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文学史的经络——简评《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丁帆;傅元峰

2007-12-05 10:18:50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7-11-30

《中国文学史新著》(上中下三卷本)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

《中国文学史新著》(上中下三卷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9月第1版，以下简称《新著》)是一部始终贯穿着恒定人性与美学视阈的新著。编者面对文学复杂的历史变迁，着力关注的是文学审美内宇宙的丰富性。在对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全新叙述的同时，也对文学史学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在多重向度上激活了中国文学的历史经络。

《新著》体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学史建设意识。在《增订本序》中，编者阐释了其独特的编纂原则，即“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尽可能地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整体看来，全书较好地贯彻了这些写作原则。对“人性”与“形式”的双重关注，构成这部文学史的基本视点，影响了它的文学分期与文学性质的评判。《新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基于人性与审美原则的文学性评判，每一阶段不同时期的文学状貌又体现出层次丰富的落差。对人性与个性的文化心理动因及内涵的分析，是《新著》对不同时期文学风格和审美品性进行描述和判断的前提。人性和个性因素构成该书恒定而内在的文学性线索，它与以往单纯以朝代和编年的呆板时间线索的文学史不同，体现出独特的治史品格。

《新著》尤其对“近世文学”的“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的阐述是有独特眼光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勾连与衔接来说，此论的整合，形成了“中国文学”作为文学母体下的现代文学与上溯文学璧合的重要依据。在此格局之下，现代文学不仅找到了历史归属感，而且在人性与审美的贯穿之下，找到自身在中国文学史中更凸显的位置。同时，这也有望改变现代文学史区别于古代文学而存在的文学割据现实。长期以来，作为并列的二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天然的学科壁垒，浑然一体的中国文学被断然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也因此形成一个尴尬的接点，影响了两个学科的治史者对近代文学的学术指认。针对这种现状，《新著》体现出深刻的弥合意识，编者不仅仅在断代的意义上消除了这个学术盲区，而且也在内在的史学视角上进行了重大调整，向中国现代文学史抛出了一条人性发展的线索。正是由于人性视角的存在，编者能够发现一些文学考古者所不能发现的文学事实。以往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往往和中国文化史、社会变迁史相纠缠，文学考证和作家作品的发掘与阐释倾向于类型化和程式化，尽管理论支撑有所更新，但呈现的总体文学格局依然缺乏变化。《新著》尽力离开纷繁的文化史和社会史主线，搭建文学形式变化与人性发展相因的历史框架，这使它的文学审美意识和人性关怀比此前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都更浓郁。《新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美学立场稳定，比如，它对《诗经》、《楚辞》等文学经典有独到而自信的美学评判，对于先秦散文的记述也有大胆的详略取舍。类似的创造性解读加上沉稳的史学架构，赋予了阅读诸多新奇体验和文学启示。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新著》体现出编者在内在学理上向现代的靠近，并使一部古代、近代文学史拥有了吸纳现代文学进入其历史序列的充分空间。由此，我们从中深切地领会到了章培恒先生多年来为建立中国文学史古今演变这一学科的苦心孤诣——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正在召唤着现代文学的有机植入！

当然，《新著》的学术意义绝不止于此。中国文学史，无论是古代文学史还是现代文学史，都有僵化的历史主义的求真思维模式。对于文学的专门史来说，这种一元的治史方式会损害文学存在的丰富性。在此学术背景上，《新著》体现的前沿史学观念弥足珍贵。它不仅改变并丰富了学界对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的认知，也在文学史学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域有诸多启发。正如编者所意识到的那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断代的古今文学衔接期，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文学的价值判断方面，有薄古厚今、去中趋西的心理定势。“五四”文学破立的“革命”特征本身具有历史功利主义的特色，《新著》作为一部文学史，形成了对现代文学基于人性和审美的召唤结构。它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接口，让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衔接，并充分获得历史认知中的客观性。由于编者保持了对文学本位的历史形态的清晰追求，作为一部文学的历史，在对文学的审美认证中，《新著》竭力摈除了以历史性体现出来的非文学因素。所以，它对习称为“诗史”的某些作品明确宣告，“诗之是否具有‘史’的价值”属于“道德评价”，“并不属于文学评价的范围”；在是否具有文学性方面，它也对欧阳修的散文有惊世骇俗的认定。这些都体现出文学史家独到的学术眼光，包含他们在文学史学方面的真知灼见。当下，中国文学史写作者的文学标准往往是缺席的，他们对作品的评判只能是从众的毫无学术个性的随声附和。《新著》编者有清醒的文学史观和明晰的文学评价标准，他们对文学伪经典“祛魅”，并对被庸俗文学史遮蔽的文学存在有诸多令人振奋的发现。

《新著》的文学认证有丰盈的人性内涵，记述文学经典有相对比较明朗的文学标准，审美的文学性原则从未缺席。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生长和现代文学的历史归纳方面，《新著》体现出跨学科的学术魄力，提供了难得的对中国文学进行整体认知的路径。这两点决定了《新著》在文学史学研究领域的先锋特质。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7-11-30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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