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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文化建设的理性思索——读苏渊雷的《中华民族文化论纲》华东师大社

作者：胡逢祥

2009-02-23 14:49:18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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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晚清以来，随着旧制度的没落和西学浪潮的东渐，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日形衰微，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曾引起了许多志士仁人的关注，并激起过学术思想界一次又一次的论战。苏渊雷先生丁此时艰，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亲与者，他的许多文化言论便为此而发，其中，专著《中华民族文化论纲》对这一问题的理论阐述尤见系统概括，即便在将近七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其所闪耀的智慧和理性之光依然不灭，极值得我们珍视。

《中华民族文化论纲》一书，成稿于1941年底，出版于1944年。此书是其长期思考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路向的结晶。他认为，中国近代的文化建设运动曾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以康梁为代表发起的启蒙维新运动，继之有新文化运动。前者虽有功于启蒙国民思想和树立沟通中外文化之基，“但限于时代，不免笼统”；后者“谈东西文化，应较他们的先行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诸人为鞭辟向里，然而事实上很少有突过前修之处”，即使是陈独秀、李大钊，也存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倾向，“盖于东西文化之本质及社会的关系，未行严正的剖析，故不免观念模糊”。大革命以后，开始跨入了中国文化运动的第三期。此期“于清算‘五四’以来唯心的、个人的、不彻底的思想，颇有功绩……新方法的运用，范围渐广，成绩也渐有可观。但仍不免误于机械公式的搬用与急遽的求结论”。但“在研究的领域上，还未深化、广化，惯于假借权威公式，以代替精密的、特殊的研究，而自足于一般的概念之陶醉”。这些评论分析，应当说都有其切中肯綮之处。

在总结近代诸文化运动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其《文化综合论》提出，中国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开展“文化综合运动”，而“在综合之先，应尽量对于‘西学’或‘国故’作合理的批判，然后建设自己谨严的灿烂的新文化系统”。

在他看来，文化建设离不开三个基本环节，即继承性、吸收性和创造性。《中华民族文化论纲》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论述，正是围绕着以上三者的关系展开的。

在综合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社会伦理和学术思想后，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自然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儒家思想固然有其自身的弱点与弊端，并且确实被君权思想为专制君主片面利用过，但“其博大弘远的大同思想与仁爱精神，从未有人为之发扬光大，以见于政事”。就传统文化的整体而言，其中仍有不少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认识的因素，如源远流长的民族爱国观念，儒家提倡的“义利之辨”、《礼运》大同之道、“达情适欲”的礼乐论和墨家崇尚的“兼爱利他”，以及仁民爱物、乐天知命、任侠好义、强矫刚毅等生活态度，对于社会政治的平稳和树立合理的人伦道德观念，都各有所长。此外，诸子百家如老子的“知常”、庄子的“齐物”、墨子的“尚同”、名家的辩学、法家的“术法”等学说，也都有可取之处。

在“怎样创造新民族文化”一节中，苏先生更以其高尚的历史境界，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愿景:“以社会主义为最高指导原理，在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前进的时代思潮下，我们应当兼收并蓄，含英咀华，创造出一种最富历史性同时又最富时代性的新文化，以为民族生活之最高最善形式。”

他认为:“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下，首先我们应转变自我生活的观念。”如在民族问题上，应由狭隘的民族主义转向世界主义，“从爱祖国到爱人类，从民族独立到世界大同，从夷夏之防到天下为公，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理性发展的最高峰。”但同时，针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也强调指出:“我是中国人，我是黄帝的子孙，这是第一个认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祖宗庐墓所在、衣食起居所赖的祖国，我们应当爱护，效死勿去，这是第二个认识；同时对同血统、同语言、同生活习惯的成员，尤应有患难相共、疾病相扶持的同胞之爱，这是第三个认识。以上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起点。民族独立后，才有资格谈世界主义，一切种族的藩篱打破了，资源供给得到合理的分配，人类才能各以兄弟之爱相见于世界”，才能更好地实现世界主义。这是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极纯正的议论。

在有关创造现代新学术的论述中，他更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

一是“世界学术中国化”，反对生搬硬套对待外来进步文化。说:“学贵求是，本无中外之分。但在我国学术独立发展和近代科学落后欧洲百余年之特殊情形下，首先，我们须将世界学术作有系统有抉择的输入，然后再将僵化已久的我国学术吹入生气，重加扬弃，以与世界进步的学术相配合，执两用中，以求至善。”

二是“民族形式现代化”。他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和艺术，固有其独到的形式和优长处，但决不能因此故步自封而不知变通，社会的进步，现代东西文化交流的迅捷发展，正要求它作出应有的反应，因此，如何实现民族文化形式的现代化，“使成为表现新时代生活的最佳方式”，已成为摆在中国文化界面前的一个十分现实的任务。

在社会生活的改造上，他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调和”，认为，我国当时的文化，显属农业文化，而欧美现代文化则是一种商业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无疑的是要从上述商业和农业两大文化系统中，取长舍短，期待最高最大的调和。因之我们生活的改造，须从两者交流入手”，使之形成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之间、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感觉生活与价值生活之间的“调和”，进而达到整个社会各方生活状态的平衡与秩序的和谐。

这些论述，虽都比较宏观，却无不透出作者对民族文化建设问题的理性精神，其中不少已为其后数十年的历史所证实，有的至今仍给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以丰富的启示。诚如先生晚年所说:“此书问世，迄今忽已四十年。重披就稿，如发新硎。不自意世变若斯之亟，而吾言犹不甚河汉者，非无故矣。”今天，当我们重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对此自当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9-02-20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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