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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一个不应匆匆“告别”的文学时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王智量《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

作者：汪介之

2009-11-10 16:50:58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9-11-06

《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王智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前不久拜读北京大学英美文学专家刘意青教授的文章《当文学遭遇了理论》，深感文中所指出的当前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和博士、硕士论文写作中动辄寻找所谓“理论框架”的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且危害不浅。无独有偶，可以说与此文形成彼此呼应之势的，是刚刚问世的华东师大俄罗斯文学专家王智量教授撰写的《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书。这本文集不仅显示了刘意青所提倡和呼吁的回到作品本身、回到文本解读的研究思路，而且对于我们如何正确看待文学研究的“创新”问题，亦颇有启迪。

《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共收论文20篇，其中除了卷首的两篇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总论、书末一篇系比较文学论文外，其余17篇均为关于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作品的评论。在这里，看不到智量先生依傍于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论框架”、对作品进行对照检查式的归纳，或刻意对某种时髦理论进行“论证”的痕迹，有的只是对一部部作品文本的深入细致的解读。著者对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形象体系和创作方法的探讨，对赫尔岑的《谁之罪？》作为“问题小说”之特色的考量，对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的盎然诗意和《散文诗》的情感底蕴的揭示，对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心理描写艺术的分析，都显示出对于文本内容的熟知和深刻的洞察力。如书中的《梅思金公爵的15个小时》一文，详细考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这位公爵从某日上午9时到午夜12时共15个小时内19个时段的遭遇，由此说明作家力图将梅思金写成一位婴儿般纯朴、自然和天真的人物，其实是有着许多人工拼凑之痕的。此文显示出著者在逐字逐句阅读文本方面所做的深功细活，而其得出的新结论也正来自这种追踪式的、刨根问底的研读。

智量先生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翻译家，翻译一部部名著的过程本身便是无数次细读作品的过程，这固然为他极有见地地评价作品提供了可靠的基础，然而是否能够发前人所未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观念问题。文学既然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就应当重艺术分析，重美学评价。智量先生看到，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我们往往习惯于用经济生产、用阶级斗争去直接地解释一切文学现象，对文学只作社会政治的分析，不作艺术特征的分析；只要求作品有思想政治内容，不要求它有艺术上的价值”。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学的功能特征；这种思维定式，使人们在评价19世纪俄罗斯文学时，往往着重寻找它反抗农奴制、反映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容，而忽视了它的许多真正感人之处，忽略了文学是“人学”的特点，只把它当成是社会政治历史生活的一种仅供参考的解说和旁证。

智量先生举例说: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读者，未必都对19世纪初叶俄国的现实状况感兴趣，但这部作品至今仍拥有范围广大的读者群，这就说明奥涅金这一形象有着某种比反映当时的俄国现实更广泛、也更深刻的意义。智量先生认为，奥涅金形象的艺术魅力和价值，就在于他具体而感人地体现了人类这种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与生俱来的永恒矛盾，而普希金这部作品的不朽价值，就在于他最早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完美地塑造出了这样一个有着人性矛盾的人，并用形象本身的逻辑暗示出一种超越个体的自我以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

19世纪无疑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繁荣的时代，但在这一时期，是否就是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其他文学思潮和流派，比如说浪漫主义，有没有它的成就和意义？对此，智量先生也凭借着他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全面了解而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俄国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往往都带有浪漫主义气质”，他们的作品往往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塔拉斯·布尔巴》乃至《死魂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等，哪一部不带有各自不同的浪漫主义特色？更不用说屠格涅夫的那些充满抒情色彩的中长篇小说了。同样是依据一部部作品本身，智量先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不总是彼此矛盾甚至截然对立的，更多的时候它们往往呈现出相互融合、彼此交汇的奇妙景观。经由他的这些阐释，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鲜明特色进一步清晰地凸现出来，而以往某些批评家、文学史家们所习惯遵从的“独尊现实主义”的旧有模式，也在生动鲜活的文学现象面前暴露出它的弊端。

19世纪，那个曾经为人类贡献过诸如拜伦、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马克·土温和哈代等大批文学巨子的世纪，是一个不应匆匆“告别”的文学时代，遑论这一世纪群星灿烂的俄罗斯文坛！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9-11-06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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