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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动荡生活——《以色列人——特殊国土上的普通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精品书摘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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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书摘
以色列人的动荡生活——《以色列人——特殊国土上的普通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娜·罗森塔尔
2010-01-29 09:09:55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2010-01-15
以色列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国土小人口少,却经常伴随着炸弹的爆炸声登上世界新闻媒体头条。然而,以色列并非是一个只有战争恐怖的国家,而是一个充满丰富多彩生活的国度。以色列著名女记者
唐娜·罗森塔尔
撰写的《
以色列人——特殊国土上的普通人
》一书,以真实的体验和理解,为全世界读者提供了一本全面展示以色列人当下真实生存状况的纪实作品。
自杀式爆炸
狂热的足球迷拉哈米试图说服老板让他驾驶更早一班的公共汽车,以便及时赶回家中观看日本和土耳其对决的世界杯。老板拒绝了。当班的司机来迟了,拉哈米觉得上帝正在冲他微笑。他自告奋勇要开这趟车。2002年6月18日,耶路撒冷的32A路公共汽车满载着学校的孩子和往返者:头戴小帽、留小辫、背包比后背还大的男孩;以色列总统长期的女仆;因为丈夫在俄罗斯公众场合戴犹太帽遭殴打而离开那里的女工程师;前往一所师范学校的阿拉伯裔以色列学生;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拉哈米在这条线路上已经开了二十七年车,待客如友。许多人也确实是他的朋友。如果他们没带够车钱,拉哈米就会借给他们,而他名字的希伯来文意思正好是“同情”。要是他看见有人向车站奔来,他会等他们。
希瑞·拿格里错过了公共汽车。她妈妈迅速开车驶向下一站,以便她不会误了在银行的临时工作。这位二十一岁的姑娘梳着金色的长发辫,辫子垂到腿上。她正在积攒希伯来大学的学费,希望能像姐姐一样学医。
今天是小学的最后一天,埃塞阿比亚出生的基督徒葛里拉·布格娜急不可待。十一岁的小姑娘极有人缘,她的班级选她负责五年级的“娱乐日”。
珊妮·阿维-泽黛克上车的时候,妈妈提醒她戴上太阳镜片。“太阳不会杀了我的。”十五岁的女孩子回答,兴冲冲地要加入九年级的游泳组。忙碌的日子还在前面:辅导一个残疾退伍老兵的孩子,在一个独唱会上伴舞,然后飞到柏林,参与以德青年交流活动。
拉斐·伯格吻别了妻子奥瑞特,赶上拥挤的公共汽车,前往他在希伯来大学的化学实验室。拉斐平安地从紧急预备役回来让奥瑞特松了口气。他在进驻西岸的部队之一,要截获可能的自杀袭击者,并破坏爆破实验室。新婚夫妇搬入公寓之前,拉斐的兄弟,一位统计员,建议他借钱买辆车。“别开玩笑了,”拉斐取笑他,“在耶路撒冷做学生比在杰宁当兵安全多了。”而且,拉斐是个谨慎的乘客。他了解统计数字。最安全的位置是靠近司机的地方。
早上七点五十分,师范学校的学生埃曼·甘兹和一些阿拉伯裔以色列同学上了车。拉斐的父亲在这所学校教数学。最后一个上车的是怀抱玻璃瓶、身穿红衬衫的人。他买票前向前迈了两步。几秒钟后,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烧焦的书包和四肢在空中飞舞。可怕的寂静。紧接着是尖叫声。几十辆救护车的长笛也没有淹没哀鸣。
拉哈米依旧坐在位子上,失去生气的双手仍然握着方向盘。鲜血滴落在前门的台阶上。爆炸摧毁了公共汽车的前半部分。巴勒斯坦人二十二公斤的炸弹杀了埃曼、拉斐、珊妮、葛里拉、希瑞和其他十四名乘客。汽车变成一个熏黑的金属骨架,扭曲变形,救援人员很难在残骸中探查遇难者。他们把尸体放入黑色的塑料袋中,在人行道上排成一列。袋子外,一个无主的手机响了又响。
32A路汽车上炸弹掀起的可怕的爆炸物雨点般落下来,钉子和螺丝覆盖了一地,致命的毒气进入大脑、肺部和眼睛。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腰里别着手枪,把七十四名伤员送入救护车,他们没法区分谁是犹太人,谁是阿拉伯人。医务人员一视同仁。在产科和急救病房,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并排躺在一起。在太平间也是如此。
拉斐·伯格的妻子奥瑞特,一位小学音乐教师,搭乘下一班公共汽车。汽车突然改换另一条道路。司机宣布,道路已经封锁了。一个恐怖分子发动了袭击。奥瑞特拨通了拉斐的手机。没有回音。她拨了一次又一次。她给希伯来大学实验室打电话。他还没有到。她接通了他的父母。他们急忙穿梭于各家医院。中午时分,他们决定前往特拉维夫的法医研究所,那是令每个以色列人恐惧的旅行。尸体血肉模糊,难以辨认。研究所向伯格一家出示了炭化的鞋子和结婚戒指。一位护士向拉斐的父母采集了血样。他们的基因和一片人体组织相吻合。好像命中如此,拉斐在杰宁当兵搜索恐怖分子,比身为学生坐在耶路撒冷公共汽车的前排更安全。
伊斯兰圣战者
身穿红色衬衫、没有付车票的人是穆哈迈德·阿尔高,纳布卢斯纳贾赫大学伊斯兰法律的研究生。那里的化学系学生被发现经营爆破实验室,那里的校园标志是“以色列有原子弹,我们有人体弹”。哈马斯的招募人员成功地募集了一批自愿为伊斯兰国家战死的学生,这个伊斯兰国家包括现今全部的以色列。穆哈迈德留给家人一张告别的字条:“为了未来一代的生活,杀与被杀是多么美丽。”他的家庭住在靠近纳布卢斯的一家难民营,来访者们带来吊唁和祝贺。“我哥哥是个英雄。我不觉得难过。”他妹妹说。“我很高兴他成为一个烈士,”他的父亲补充说,“我们的儿子们想为恢复国家而死。”一个人体炸弹的家庭至少能从伊拉克得到两万五千美金,并得到沙特阿拉伯公民的一些捐助。被以色列国防军杀害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庭,如果试图执行恐怖袭击,将会得到一万美金。穆哈迈德死时,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巴勒斯坦人赞成人体炸弹,并支持摧毁以色列。
穆哈迈德符合“典型的”烈士形象:虔诚的穆斯林,单身、男性、二十出头。但是,这次巴勒斯坦起义中,新型的巴勒斯坦人体炸弹出现了:几个年轻的女性、已婚的男人和高中男孩。恐怖分子可能是每个人,而且无所不在。他们乔装改扮,穿着偷来的以色列军服,扮成留胡子的犹太正教拉比,甚至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十六岁的朋克摇滚乐手。第一个女性人体炸弹不需要任何掩饰。二十七岁的漂亮姑娘像个典型的以色列人。在表兄因为没有生育而和她离婚不久,这名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护理走到耶路撒冷的市中心,引爆了自己。一个甘愿赴死的恐怖分子是难以阻止的。
2002年6月27日,穆哈迈德·阿尔高炸掉32A路公共汽车之后,巴勒斯坦电视播放了一段“处女”录像。画面上,一个帅气的巴勒斯坦人看着以色列士兵。然后,透过梦幻般的薄雾,穿着波浪般白袍的漂亮女孩们迷人地微笑着,向他招手。紧接着的一个画面,他杀了那些士兵。逃跑的时候,他被开枪打死。一位白袍年轻女性欢迎他来到天堂,镜头就此被剪断了。征兵录像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几十个处女温柔地拥吻着微笑的殉道者。(那些因为杀了尽可能多的以色列人而死的穆斯林会得到一个荣耀称号“沙希德”[shahid],也就是“伊斯兰圣战者”。)尽管《古兰经》上有反对自杀的禁令,但圣战事业被看成足够充分的理由来了断自己的生命。烈士的第一滴血流到地上,他就会前往天堂,在那里,《古兰经》上教导说:“七十二名处女等待着每一位殉道者……女性们拥有母鹿般的眼睛,它们如同珍贵的宝石。她们肤色洁白透彻。喝水的时候,你能看到水从她们的喉咙流下。”阿拉伯精神病学家联合会主席阿德尔·萨德克博士如此评论人体炸弹:“作为专业精神病学家,我认为,极乐伴随着倒计时而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当殉道者数到一时,他爆炸了,就有一种自己在飞翔的感觉。因为他确切地知道他没有死,而是转换到另一个更加漂亮的世界。西方国家没有人为了自己的祖国献身。如果国土被淹,他第一个跳上船。我们的文化是不同的……这是唯一的阿拉伯武器,持异议者就是反叛者。”
“不幸的是,我的收入很不错。越是恐怖,我就越忙。”自由摄影师柯彼·约拿特说。每次恐怖袭击之后,他的电话就响起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美联社、德国、法国或日本的电视台要求他拍摄更多屠杀场面。“我没数过多少次,三十次以上。每个场景都有自己的可怕之处。尤其是那些孩子的照片,我没法从记忆中抹去。为了保护我自己,我有一个心理策略。我假装透过取景框看到的都不是真的。我正在拍摄一部电影。我试图制造一个专业距离,就像医生一样。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柯彼不需要开车很远去工作,他就住在耶路撒冷。没有哪个以色列城市会遭受更多的袭击。32A路公共汽车的起点是吉罗,它在耶路撒冷南部的邻区。死者中的十七人住在他的公寓附近。近十二年以来,他的妻子都是乘坐32A路公共汽车去市中心的旅行社。6月18日早上,她兄弟开车送她去上班。
柯彼把他的防弹衣留在车里,这样他的三个孩子就不会看见它。他们不清楚爸爸用他的两个索尼相机实际在拍摄些什么。也许是“昆虫的生活”或者“恐龙战队”的录像。他不允许他们看电视新闻和他自己的纪录片:“昨天,我们抓住了一条蛇和几只蜘蛛。我希望我的有生之日是发现海龟和蟋蟀,而不是拍摄恐怖片子。”
几乎每天夜里,重机枪的开火声都在召唤他去工作。抓起防弹衣和照相机,柯彼冲向离他的公寓只有三个街区的哈-阿那发大街。他的纪录片《火线下的大街》显现了生活在那里的以色列劳动阶级的生活:信仰宗教的和世俗的东方和德系犹太人,来自前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移民,一些穆斯林和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进攻来自巴勒斯坦人的贝亚拉村子的狙击手,相距不到六百码,已经把起居室和卧室的墙壁打得弹痕累累。阳台上堆着沙袋,窗上安装了金属百叶窗。柯彼拍下了那些可以穿透装甲的子弹从恐惧的孩子和父母身边呼啸而过。从窗口窥视可能是致命的,家家户户蜷缩在黑暗中观看炮击——电视新闻实况。
生活还在继续
耶路撒冷的马尔哈商业街1993年声势浩大地开张了。它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两条商业街之一,有两百多个店铺、一个超市、两个百货公司和三千个停车车位。(以色列现在有三十多个大型商业街。)希望直线上升。第二年,以色列和约旦签订了和平协议,侯赛因国王从阿曼驾驶着私人直升机抵达特拉维夫。很快,几十个阿拉伯国家开始和以色列建立商业和外交关系。位于以色列首都的商业街,紧邻一个高科技园区,泰迪足球场和圣经动物园(Biblical Zoo)成为和平和富足的象征。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埃及人,还有来自波斯湾和沙特阿拉伯的富有旅行者前来参观这一购物奇景。讲阿拉伯语的顾客成了一种受欢迎的常态标志。世界上唯一说希伯来语的国家不再是中东的贱民国家。
今天,马尔哈看上去像任何商业街一样:孩子们在下行的自动扶梯上向上跑、倾听故事、观看木偶剧、把父母拖进玩具反斗城。像多数商业街一样,推着婴儿车的父母和孤独的退休者前来躲避暑热、享受空调和观看人潮。球迷在看一场电视对决。但这里,马尔哈不再是任何一个商业街。电视屏幕是裂开的:一边是足球,另一边是肢体和实习医生。以色列电视让观众选择他们的实况真实。这叫做恐怖“常规化”。只要以色列人退居到自己安全的家中,就会掀起卡布奇诺咖啡机、冰淇淋和面包机的销售热潮。此外还有饮食、侦探和精神类书籍。喜剧和传奇故事在电影院风行。在这场家门即前线的神经战争的高潮时期,以色列人流行许多抗抑郁法,一位药剂师阴郁地开玩笑说,巧克力或《诗篇》不需要处方。
商业街一楼,在商家销售世界名牌太阳眼镜和锐步品牌商品的地方,一条标志写着:“防毒面具发送中心”。年轻的男女士兵帮助那些焦急的前来“更新”他们过时防毒面具的顾客。他们也得到碘酒胶囊——一种辐射微粒的消毒剂,医生建议应当在爆炸十天后服用。墙上,一张军队海报写着:“防毒面具是生活的一部分”。紧张的以色列人询问面具对于防护原子、生物和化学进攻的效果如何。还有一些问题,诸如最有效的对付炭疽热的抗生素、为婴儿接种天花疫苗是否安全。一到三岁孩子适用的防毒面具摆在架子上,旁边是三到八岁的。一位女兵平静地演示如何给孩子们戴上,如何更换过滤器,如何注射阿托品——一种神经毒气的解毒剂。每次孩子们的防毒面具不再适用时,黛丽亚就带他们到这里来更换新的。“除非尺寸合适,不然它们就不起作用。”她在行地说,“每次生孩子,士兵就会给我一个出院时的礼物:一个婴儿防毒面具。”医院发给每个新生的以色列人一个婴儿尺寸的防毒面具,无论他们是犹太裔还是阿拉伯裔。
“没人知道下次大的进攻来自哪里。黎巴嫩、叙利亚、伊朗,也许是基地组织。”柯彼说。他解释,以色列名字的意思是“和上帝摔跤的人”。“我们的奋斗像犹太历史一样古老。它会终止吗?”以色列人是唯一的民族,总是生活在非常规进攻的恐惧之中。以色列人总是生活在防空警报和炸弹掩体之下。以色列人是唯一的民族,他们生活在一个至少和一半的邻居处于战争和半战争状态的国家。以色列位于地区的要害部位,有人叫它“中东新导弹”。
“这个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应付各种压力和焦虑的实验室。只要随机地挑选任何年龄的任何以色列人,你就会找到一个巨大的研究主题。”海法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家摩西·参德那观察说,他是一个压力方面的专家。“要是人们乘坐的公共汽车没有爆炸,他们就觉得好像赢了彩票。”
本文摘自《
以色列人——特殊国土上的普通人
》
唐娜·罗森塔尔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0-01-15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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