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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的自由介入---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许倬云谈话录》 - 书评园地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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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园地
旁观者的自由介入---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许倬云谈话录》
唐小兵
2010-05-27 14:32:09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许倬云谈话录
》,
许倬云
口述,
李怀宇
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29.00元
《
许倬云谈话录
》是一本堪与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上学记》媲美的“枕边读物”,文字清新自然,而睿识洞见,俯拾皆是。历史学家许先生在谈话中说,他因为身体之特殊情态,而只能做一名生活的旁观者,而历史研究者正可谓旁观者的角色,这只是许先生生命世界之一部,通观这册谈话录,可以发现,许先生绝不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反而是一个公共生活的积极介入者,这既包括对学术性公共生活的参与和推动,比如对于高等研究院之创设的推动,对成立蒋经国基金会的参与等,也包括对政治性公共生活的自觉投入。
这种介入,与许先生对于学者之社会定位的理解有莫大关系。他在批评今日美国的知识界时指出,“现在美国没有知识分子,只有专家。本来享受了比别人更多的优待,就有责任付出更多,可是这批人没有自觉的责任感,也没有自觉的意识。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批判,批判与创造是两条腿,有一批人创造,有一批人批判。没有批判,这个社会就静止了。所以,知识分子要有自觉。不自觉,他就以专门的学问去换功名利禄。”而在许先生看来,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绝不仅仅意味着公共舆论之参与,同时也意味着社会运动之介入以及公民生活之推动。许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期的政治实践,更是强化了其对于知识人之社会角色的认同。据他所述,当时的芝加哥(上世纪50年代末期)是自由教会的温床,时时刻刻有一批年轻的理想牧师,从本来的教会里背叛出来,要自由,要民主,要个人。行动不便的许先生开一个小电车,与神学院学生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他跟当地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而与他的留学生活形成对照的是哈佛大学等名校的华裔学生,因为共同的文化、语言、种族而聚集在一起,很少与其他种族互动,常驻在燕京学社的图书馆,成为纯粹的学人。许先生觉得这种学生生活不免乏味。从许先生一生卓然有成的学术成就来看,学者对于政治的关切与介入,并不必然意味着会构成对于学术生命的窒碍,反而有时候会给予学者以充沛昂然之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精神恰恰是学术创造者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许先生少时亲历了战乱时期的中国,尤其是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残虐行径,他自然生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与其青少年时期的同学一样有着左倾倾向。他在回答访问者李怀宇关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问题时说:“我们这一代在战争中长大,看见过日本人打中国人种种的事情,我们看见过战争里产生许多的灾害,许多的悲剧,惊心动魄,刻骨铭心。”因而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份民族主义情怀。但随着许先生生活阅历的增加,以及知识见识的拓宽,尤其是因为他所从事的恰恰是一种世界史范围内的比较文化研究,他逐渐意识到民族主义情绪虽自然,却必须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否则便可能导致一叶障目的盲视和短视。比如他所叙述的与宗教社会学家杨庆堃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杨认为新中国的建设非常好,许不赞同,与其辩论了四个小时,本来亲密的友情大受伤害。后来的社会震荡使杨的心灵受到打击,他整个人垮下来了,健康状况直线下降,精神也受到伤害,他最后对许先生说:“倬云,你是对的。”许先生纵览、思索二十世纪以国家名义而炮制的种种罪恶,而形成了其核心的价值观:“我到五十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到五十岁我才理解,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固然是不容怀疑的情绪,但是到五十岁以后,我理解到人间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这段话,平实真诚,有着历史学家的良知与体温,让我突然就想起了海子的诗歌里所写道的一句话:“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看来,在最高的层面上,历史学家与诗人都是人类主义者(并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坚守者,横竖是水,可以相通,他们都是能够让我们穿透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而窥知历史与人性真相、进而呵护生命之尊严与自由的人。
《许倬云谈话录》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上述挂一漏万的思想层面,在我看来,这本率性而谈的口述史,也是一本难得的史料书,教育史、社会史、学术史、海外华人史等都可以从中采择到珍贵的史料。比如许先生所详细描述的民国时期无锡辅仁中学的学制、课程和教师状况,提供了非常翔实的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史资料。而其描述的无锡社会网络,包括文会、茶馆、公园等当地士绅交往的公共空间,以及无锡商会组织之状况,都是难得的民国江南社会史之“实录”。许先生对于台湾学术界、美国华裔学术界非常熟悉,他所提及、臧否的学者涵盖面非常之广,而且评论大体上客观公允,对于我们了解两地的学术脉络与学人群体亦有极大之帮助。
学人本色的许先生最核心的关切还是在学术之上,尤其是学术界的整体生态和学术环境等议题。他对于内地学术界和政府的建议实在是有如晨钟暮鼓一样发人深省:“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许先生言辞虽严厉,而正可见其对于内地学界期待之深,这种期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对于台湾学术界的“偏见”。他在访谈中居然会认为:“坦白讲,台湾今天的学术环境比大陆还坏,因为台湾除了常见的官僚主义之外,还受累于‘校园民主’。每一个人都独立自主,都一个人都有否决权,校园民主使得集体合作变得非常困难。”这让对于台湾学术界“高山仰止”的我辈大跌眼镜,我们所念兹在兹的校园民主,居然成为了学术的障碍,即此可见,许先生对于内地的一些集体攻关的重大课题的真相还相当之隔膜。瑕不掩瑜,整体而言,许先生对于学术界的批评是值得学者共同反思的。
读此书,一个最大的感慨是,生不逢时的许先生,又遭遇先天的身体残缺,却时时抱持着苟日新,又日新的儒家精神,勇武精进,毫不松懈,且一生都乐观豁达,从无怨天尤人之语,反而时时持感恩之心,这种心态和精神,更是不可轻忽值得细味的学人气象。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26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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