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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传统社会探寻当下改革出路语文出版社《田园诗与狂想曲》

葛金芳

2010-06-08 09:49:39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由我来写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语文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前近代》)的书评，并不是很合适。我治中国经济史迄今已逾三十年，自信对中国传统社会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理论资源之深厚、史料功底之扎实、学术视野之广阔，特别是眼光之敏锐、见解之犀利、说理之透彻、辨析之精密等关键点上，《前近代》一书堪称学术精品，学界典范，笔者自愧弗如，望尘莫及。这既非自谦，更不是谄谀。之所以不揣谫陋，勉而操刀，当然也有看似合适的理由。秦晖小我七岁，但我俩却是研究生同学。当年一同师从我国史学名家赵俪生教授，我读土地制度史，他读农民战争史，从1978年9月入学相识，到1981年年底劳燕分飞，朝夕过从三年有半。入学伊始，秦晖25岁，是赵先生当年7个子弟中最年轻的，却也是最用功的一个。他平时话很少，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书虫”，心无旁骛，埋头用功，一天干10多个小时毫无倦意(这在今天的大学生看来已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更使人惊奇的是他超强的记忆力，无论中国史、世界史，古代史、近代史，谈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所涉史实具体准确，所叙史脉清晰可触，让我们这批“文革”前学过相关课程的“师兄”们目瞪口呆，叹为观止。此时方知赵先生在我们入学之初说秦晖有可能成为“陈寅恪第二”之语，确有所本。毕业后同学们天各一方，但学术上常互通声气，仿佛心有灵犀。秦晖的文章和专著，我常在讲课中引用，与学生共享读后的心得和欣悦；后来干脆作为教学材料，复印后分发研究生，以便展开交流、讨论。讨论中特别关注于秦晖所涉论题的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及其在研究思路上的种种启示。因此，说我对秦晖的学术有所了解，亦非虚语。

　《前近代》一书最大的“异数”是其生命力的旺盛，这在当今学术界、出版界堪称奇迹。此书初版于1996年，却早在1989年就在出版社排印过，只是因故未能面世而已。因此，这是一本上世纪80年代中叶撰就的学术专著。但我相信，每个捧读2010年再版新书的人，都能感到此书仍不失其前沿地位和现实价值。或者毋宁说，今天看来此书对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和当今改革进程仍是十分有用的一把“解剖刀”。此书从我国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出发，却绝不仅限于关中地区，而是延伸到上至先秦、下到明清的整个传统社会。用秦晖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对前近代社会及其现代化转型的系统思考”。所谓“前近代社会”就是“农业社会”。而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还有8亿(在户口、体制意义上)至6亿(在职业、现代意义上)农民。不言而喻，没有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意义上的现代化。更为紧要的是，“三农”问题当下呈复杂化态势。刘易斯所谓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在当下演化出一个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夹心层”，即在三分之一的城市户籍人口和三分之一的农村留守人口之间，有近3亿的农民工，既融不进城市，又无法回到农村，而是每年像候鸟一样往返奔波。他们的基本情况是:人往城里走，房在乡下建，父母分居，子女留守，老辈种田。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三三制”结构，有学者认为这是早先计划统治的最大遗产，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是民生福利的最大损失，从而成为今天经济高速增长的瓶颈，成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最大障碍。秦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仅是要改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造神运动”中，有多少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如癫如狂、似痴似醉而不能自拔；到今天日趋庞杂的城市社区中又有多少身在城市而头在农村的“城中乡下人”！作为现代人的我们，难道不该对上述情况警钟长鸣、悚惕自励吗？特别是书中对于传统社会、自然经济、权力通吃、农民人格的种种分析，处处直指当下，让人感同身受。此书将历史学问与现实关怀结合得如此缜密、科学，恰似浑然天成，杜鹃啼血，声声动人，自会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事实上，在改革进程的重要关口，我们都可以听到秦晖秉持学者良知和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对事涉国企职工、农民兄弟、纳税人利益的种种问题所发出的理性声音。中国知识分子，向有“经世济民”之责任担当，从宋代士大夫按照自己的治国理念指斥朝政，到“五四”以后梁启超、陈独秀们以启蒙、救亡为己任，这一传统不绝如缕，传承至今。而在当下不少精英与资本勾结、向权贵屈膝的风气中，这种知识人的社会担当尤显珍贵！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书中针对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种种分析，绝无当今“愤青”之随意和浅薄，而是有学理资源和大量材料强力支撑的。就是说，当代眼光和科学分析才是此书生命力之真正源泉。例如怎样认识和界定“封建社会”之本质特征这个近年来困扰着学术界的“老大难”问题，已有不少学者或发文或著书刊布高见。而秦晖从马克思的“亚细亚理论”出发，深入到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共同体”之中，指出各类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是对个体(包括人的个性、权利、自由)的束缚，当然以同时提供某种“保护”作为对应条件。中西封建社会的区别只是各种大(如国家)、小(如村社)共同体的区别而已，其对个体的束缚、以及人的依附性的普遍存在则是毫无二致的。因此自然经济、共同体与人身依附关系，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三要素”。在我看来，这三个要素其实就是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且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远比“宗法地主社会”之类的概括高明、深刻。再就自然经济而言，《前近代》一书经分析后指出，其本质特征“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毋宁说是不自由的经济”，“而就其运行机制来说则是命令经济”；其与计划经济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排斥自由商品经济”。由于各种共同体中“由人从属于狭隘群体而导致对独立所有者权利的否认”，整个社会中“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大量存在”，因此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冲破共同体对个体既束缚又保护“这张恢恢天网”。正统理论仅把消灭地主和消除租佃制作为反封建的核心内容显然有失偏颇，其后果便是在那个号称“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荒唐年代中，遭遇了粗暴践踏人的权利与尊严的现代封建大浩劫，不得不再一次发出“反封建”、“新启蒙”的呼声。秦晖进而指出，个人对于共同体的依附才是马克思封建社会观的核心。而“关中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模糊，而有权者(身份性特权与政治权力)与无权者的对立突出”。扩而大之，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家国一体的大共同体，无论“关中模式”还是“太湖模式”，盛行的都是“权力剥削”。如果不能遏制住“权力强制”这匹野马的肆虐，如果不在消除人身依附和共同体束缚上下功夫，则反封建的任务显然无法完成。因此，当今改革的根本目标或曰正确方向，就是从马克思所说的破除自然经济下“人的依赖关系”入手，经由发达商品经济下“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之独立性这个环节，最后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书中其他精彩之论俯拾皆是，例如“历来我国的土地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的”；上世纪50年代我国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出现的一点点阶级分化，实际上“有助于肃清宗法共同体残余，消灭人身依附基础上的等级分化”，重要的是“要防止按权分配的等级分化再度猖獗”；古代社会中表面上看来十分繁盛的商品经济，因其主要受权力意志而非价值规律的支配，所以是“伪商品经济”；以及对农民两重性的分析:既有挣脱共同体束缚的革命性，又有渴求共同体保护的保守性，所以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对象……

　在此略提一笔，一本科学性的成功著作，还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材料基础上。《前近代》中的乡村社会经济资料是作者上世纪80年代在关中各县档案馆的尘封故纸堆中手工摘抄的，不仅弥足珍贵，而且开风气之先。而作者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之熟稔，又与关中文献相互补充，相映成辉。眼中所观是关中文献和档案资料，心中所想是民族命运和中国出路，而作者拥有的从马克思到罗尔斯的经济学、社会学、农民学等理论资源，则提供了解读这些文献的“火眼金睛”。这些或许就是此书特别耐读、特别有启发性之诸般缘由吧。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0-06-04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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