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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编研史 50载出版情——科学出版社《中国植物志》

霍春雁（科学出版社）

2010-06-21 10:53:06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06-21

　随着《中国植物志》的全部出版，植物分类学似乎在中国生物学研究领域中也已成为过去，不再有轰轰烈烈的科学考察，不再有令世界震惊的发现与成果，也不再有科技新闻的重大报道。然而，作为一部巨著，《中国植物志》编研出版工程告罄后，主编吴征镒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及《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好消息，还是接连在科技新闻中出现，社会上和科技界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追捧《中国植物志》热潮。
　我是在《中国植物志》即将出版完成的时候，加入到这个编辑队伍中来的最后一员，有幸出版了最后几卷，也为这部巨著贡献了一点微薄之力。在此过程中，我对《中国植物志》既充满了敬畏，又充满了好奇。对它的了解越多，这种心情也越强烈，以至于我不得不拿起笔，写一写我的亲历和感受。

　艰难历程闪烁着科学精神的光辉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精神是科学技术的灵魂，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都伴随着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科学精神又为科技进步和创新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出版进程，就是一个生动的注脚。

　远大的理想——立志编写《中国植物志》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中国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特有性，这是大自然的恩赐。面对这么丰富的物种资源，从17世纪中叶一直到1949年，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采集了近120万份标本带到国外去研究，并基于这些标本发表了大量的新物种学术论文。由于植物命名有国际公认的优先权，因此中国植物的70%都是由外国人命名的。
　我国植物分类学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开始起步的。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要想编写自己国家的植物志，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就有这么一批立志要编写《中国植物志》的有识之士，在那个内忧外患、战火纷飞的年代，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为这个远大的理想而积极准备着。1934年，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根据当时国内植物分类学研究和采集的现状，在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编纂《中国植物志》的建议。

　吃苦的精神——用生命去克服最大的困难
　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占有丰富的信息和资料，而这恰恰是摆在中国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们面前的最大困难。
　首先，要把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标本和文献资料搞清楚。鉴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困难可想而知。秦仁昌教授利用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工作的机会，不辞辛苦地到英国、瑞典、奥地利等国主动拍摄了2万多张中国植物标本（含模式）的照片，使国内的专家同行们至少可以对着这些标本的照片来研究。
　其次，要对国内植物进行大规模的考察、调查和采集，以便掌握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我国老一辈植物学家于20世纪初开始采集标本，最早到野外采集标本的是钟观光教授。随后胡先骕、秦仁昌、陈焕镛、钱崇澍等也先后到华南、东北、华东、华中、华北、西南、西北等省区采集。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植物分类学的先驱们也从未间断过这项工作，行程上千万里，流汗甚至流血。在采集的过程中，越是深山穷谷、名山险川越要去，因为那里可能就是植物的原产地，就必须要人去找，有的先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植物研究所与有关单位又进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植物调查与考察，如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中苏联合考察、中科院甘青综合考察、青藏综合考察、横断山区综合科学考察等多次采集活动。通过这些国家组织的有规模、有保障的大型科考，全国植物学界总共累计收藏了1700多万份植物标本，最终为《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打下了坚实基础。

　执著的信念——什么都阻挡不了编志
　抗日战争时期，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不仅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在川、滇、黔等地采集植物标本，他们还顶着生存下去的巨大压力对一些课题进行科研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为植物分类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吴征镒在《百兼杂感随忆》中就列述了不少这样的实例：
　吴征镒和周家炽于1938年从横山采集归来，在长沙临大声经学院大楼上整理标本之际，遭到日寇的轰炸，人和标本一起从四楼飞下草坪；吴征镒的恩师吴韫珍一直致力于《植物名实图考》和《滇南本草》的鉴定考证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出色，却在抗战时期因贫病交加英年早逝，未能完成预期的心愿；抗战时期，云南昆明黑龙潭的农林所成了中国的一个植物分类学活动中心，在最艰苦的那段日子里，蔡希陶自力更生，种烟、种菜一直维持“农林所”到解放，成为了日后云南植物所的前身……所有这些，都是老一辈植物学家们不向困难低头，以执著之心坚守着他们最初的编志信念，在艰难困苦中毅然前行的事例。
　他们的坚持终于迎来了曙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植物分类学工作会议，会议上正式提出编著《中国植物志》的任务；1956年又将《中国植物志》列入科学技术规划项目之中；1959年10月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同时出版了第一卷——《中国植物志》（蕨类）。1961年汪发缵和唐进出版了第十一卷——莎草科（1），1963年钟补求出版了第六十八卷——《玄参科》（2）。这三卷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事业的热情——坚持就是胜利
　“文革”10年使《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人才流失严重。直到1973年，中国科学院在广州召开了“三志”（《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编写工作会，重新恢复了植物志的编研出版工作。
　经过调整之后的编委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中，组织编著者讨论，到全国11个省（区、市）寻访植物分类学者，向相关单位宣传编纂《中国植物志》的目的和意义，经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恢复并发展了这支编研队伍。当图书出版经费短缺的问题一直困扰编委会的时候，为了使工作能够保质保量地继续下去，编委会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先后向国家科委（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多方申请和求援，并最终得到了上述3家机构长期稳定的支持，使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先后被列为国家“八五”重大项目和“九五”重大项目，从而得以持续稳定地出成果、出人才。
　这一时期，科研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携手并肩，同心协力投入《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出版。当时很多单位的办公条件都很简陋，出版社也不例外。植物志的责任编辑一方面要克服办公条件的障碍，另一方面要面对突然到来的交稿高峰，加班加点地整理稿件，协调作者、编委会、排版、印刷等各方的关系，还要就稿件中涉及的政治性问题不辞辛劳地多次向外交部请示。正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努力，推动了这项伟大的科学事业的前进。20世纪90年代，《中国植物志》的出版达到了高峰；2004年，全套书80卷126分册全部出版，历时45年的编研出版工作终成正果！
　可以说，《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出版史，既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历史，也是一部科学精神传承和发扬的历史。没有远大的理想、吃苦的精神和执著的信念，没有对科学事业的热情作为动力，要完成这样一部皇皇巨著，几乎不可能。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在《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过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半个世纪耕耘贯穿着科技和出版的发展
　诠释着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与未来。《中国植物志》历时45年的编研过程，是这部巨著的不朽历史，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书的历史，其中浓缩了新中国整个科技发展的历史。就拿中国植物分类学来说，20世纪初，中国专门从事植物分类研究的本国学者寥寥无几，到30年代，已提出编写《中国植物志》的构想；抗日战争期间，怀揣编志理想的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在生存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植物分类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植物分类学人才辈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推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从《中国植物志》获得省部级和国家级奖项66项的事实中即可窥见；1988年《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版）的启动，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走上国际学术讲坛的标志。这一切无不表明，伴随着《中国植物志》的发展历程，中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低谷到步入正轨，再到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其实，植物分类学科的这个发展史也代表着整个新中国科技的发展史。因此，《中国植物志》历经艰难困苦，最终顺利编研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体现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光辉。
　奠定了国内相关学科发展的基础。植物分类学是生物学中最基础的学科，很多专业都离不开它，尤其是一些与国民经济紧密相关的农、林、牧、渔、医等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植物志》在编研的整个过程中，启用了全国范围内相关领域中的数十个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数百位专家学者和绘图人员，这些人员和机构在编志的过程中，既发挥了各自的才学，又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和锻炼，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中国植物志》曾依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东北林业土壤研究所（沈阳生态所）和南京植物所（江苏植物所）组织全国植物分类学家合作编写了《中国种子植物科属检索表》、《中国种子植物名称》、《北京植物志》等一系列的植物分类学研究著作，使他们在植物标本的鉴定和相关工作的整理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为各行各业中与植物分类学相关的部门培养了一批出色的科研人员，有的先后成为一些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从而带动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
　推动了国内出版事业的发展。《中国植物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志书，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目前，世界上有名的植物志，如《巴西植物志》15卷32册，收载2.2万余种植物；《苏联植物志》25卷，收载1.7万种植物；《欧洲植物志》才5卷，都没有《中国植物志》80卷126分册收载3万多种植物的规模宏大。《中国植物志》从1959年出版第一本到2004年的最后一卷付印，前后历时45年，见证了中国出版从“铅与火”到“电与光”的发展阶段。伴随着志书的出版，许多相关的出版物，如图册图谱、实用手册、词典词汇、百科知识等不同类别的图书如雨后春笋般喷涌而出，多类别图书的出版促进了国内出版社的业务水平，也对国内排制版和印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中美联合出版项目——《Flora of China》的启动，更是为国内出版社提供了和国际同行学习交流的机会。

　科学发展的未来就是《中国植物志》的未来
　《中国植物志》承载着几代植物分类学家的梦想和心血，承载着几代出版人的辛苦和企盼，也见证了中国科技事业腾飞的史实，终于走向了它最辉煌的顶峰。经统计，在《中国植物志》编研和出版期间，阶段性成果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42项，全国科学大会奖2项，中国科学院及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84项，日本考克莫斯国际奖1项。2005年，《中国植物志》名列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首；2007年，《中国植物志》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09年，它当之无愧地摘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桂冠！
　俱往矣！一切辛酸和荣誉都已成为过去，未来还在召唤《中国植物志》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大的光辉。《中国植物志》的发展史正是中国科技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而中国科技的未来之路也必将是《中国植物志》的未来发展方向。
　创新是科技事业永恒的主题。植物志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随着科学考察的继续和深入，植物分类研究工作还要发展，植物志自身的内容还要不断地修订和补充。随着我国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国内和国际上也都会对《中国植物志》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中国植物志》的再版工作迫在眉睫。
　此外，许多专业类志书（中医药用植物、饲用植物、沙漠植物、蜜粉源植物、湿地沼泽植物等）、辞海、大百科、科普读物、地方植物志、树木志、资源手册、花卉图谱等一系列各行各业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的编写，更是离不开《中国植物志》这部我国唯一的有关植物科学的最权威的资料性工具书。
　《中国植物志》全部出齐，既是此前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一个系统总结；同时，也预示着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一个新的开始。如何把《中国植物志》中包罗万象的植物学信息以更好的形式和面貌呈现出来，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更多的作用，就成为摆在新一代植物分类学家和出版者面前的又一重大课题。作为参与过《中国植物志》出版的编辑，我深感自己肩负的使命是多么光荣。我愿在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出版家编研出版科学精神的感召下，继续为《中国植物志》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06-21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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