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宪铎：我在香港科大十年《我的科大十年（续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精品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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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宪铎：我在香港科大十年《我的科大十年（续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1-08-17 15:53:23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孔宪铎，植物生物学和生物技术专家，孔子第72代孙，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参与了科大创建初期筚路蓝缕的历程。《我的科大十年（续集）》反思科大十年创建历程，侧重记述如何选拔世界英才，并把他们留在科大，用“以人为本”的精神，使之乐不思蜀、做出成就。该书展现了香港科大东西方并济的办学理念与精神风貌。

　　不论张立纲说什么，我仍然一味地为他办理来港的招聘手续

　　请人就请最好的，这才是“Recruit the best people”的真谛。

　　在我主持理学院院长遴选委员会的时候，我和张立纲已经很熟了。他嘴里虽然说，他决定不来香港科大了，准备回母校台湾大学服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直觉或是第六感觉告诉我，他的心在香港科大。因此，不论他说什么，我仍然一味地为他办理来港的招聘手续。

　　这一年来有限的相处，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不会喜欢台湾当前的环境，种种情节他不会喜欢，也看不惯。虽然他说会低调地忍，但是我敢说，他忍不住。我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他的脾气。我知道他是一位正直、爽快、敢说、敢做而又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东北人。台湾大学为了吸引他，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出齐，除了台湾大学孙震校长亲自出马游说他加盟之外，“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李远哲、他父执辈的李国鼎“资政”也加入了劝说他去台湾大学的行列。孙震、李远哲、李国鼎三位加在一起，无论请谁回台湾，我敢说，没有一个人能说“不”的，除了张立纲。他们三位加在一起，在台湾的学术与科技界的势力太大了，一位是天字号的好校长，一位拿到诺贝尔奖，一位是科技教父，没有人能挡住他们三位一体的影响力和他们的财力。

　　对张立纲教授，我半真半假地说：“你若真的去了台湾，他们三个人，你一年也见不到几次，你来科大，我会天天和你在一起。”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承诺成了事实，我们真的几乎是天天在一起。我单枪匹马地代表科大向张立纲游说，为了统一口径、统一步伐，我请求校长准我全权处理，连他自己都不要介入，以免乱了脚步。这样的安排却没有使我觉得势单力薄，因为我知道张立纲周围的人都会帮我们游说他来科大。而且每当我触礁的时候，我都会去找他们拉我一把。我对他说，不管你如何决定，也不管你对我说什么，我仍会一如既往地争取你。在他经过香港去台湾的路程中，他不愿来科大面试，我说不面试，大家见见面、吃个饭总可以吧，他勉强答应。我邀请整个遴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作陪，先在科大七楼会议室集合，稍事寒暄，即去西贡匡湖居共进晚餐，谈谈笑笑，一如老友相聚，没有半点面试的气氛。我知道他的个性，如非这样，他会不高兴。

　　因为上述原因，在会议室集合再去匡湖居晚宴成了我们面试理学院院长候选人的形式。

　　我在圣诞节回美国度假、与家人团聚时，找了一天特别带着他的聘书，和内人从华盛顿坐火车去了普林斯顿，然后由陈镏教授夫妇驾车，去纽约他的家中，将聘书给他。我更希望他能当场签署，近来由于陈镏也在其中游说他，希望是越来越大。可惜的是，在我到达他纽约家中的当天，李国鼎“资政”又打了电话给他，促他赴台大就职。他很难对他说“不”，不去台大。他的确是两面为难。晚饭后，他把我叫到客厅的一个角落，很恳切而又小声地问我：“孔宪铎，我不去科大，会不会影响你？”这句话令我深为感动，至今难忘，历历如在眼前。事实上，他不来科大，是我失败了，这当然会对我影响非常之大，在感情上我也觉得自己像是一位败将，败下阵来。可是，理性让我不会为了自己的荣辱成败而强他就范，所以，我没有说话。从我脸上的苦笑中，绝顶聪明的他，当然知道我的心意。

　　他不签约，我还是恳请他收下聘书，再作考虑。在这一件事上，我已经是在坚石上滴水钻孔。在他家住了一宿，我彻夜难眠。次日归家之后，我很是失望，但仍不绝望，马上就去动员了他的朋友，再度作包围游说，也请了多位与他比较熟的系主任和他通电话；更忘不了找他的夫人，我大学的学姐张象容劝说他。她是站在我的战线上的，她很喜欢香港。

　　上天不负苦心人，过了一些日子，张立纲院士终于签署了聘书，并在1993年2月13日抵港就任理学院院长。坚持和诚意、毅力和信心，是成功礼聘到他为科大理学院院长的最佳武器。

　　他来了，吸引了一大批人加盟科大，比如雷明德院长就曾说过，不是张立纲在科大，他不会来科大。

　　他来了，在我科大的工作上，帮了大忙，成了我心理上的支柱。

　　他来了，在很多为人之道上，他感动了我，让我想和他一样去感动别人，以德服人。

　　他到了科大之后，搬入新居，和我成了近邻。我和他都是“太空人”，也都是“内在美”，这是科大创建之初的特别现象。创建科大的大部分先锋队伍，都是一个人先到科大工作，家属和子女们仍在美国。这就是“太空人”和“内在美”称号的来源。我们既都是只身在港，又是近邻，所以在一起的时间很多，而且，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有相同的生活体验：都是生在北方，都是在抗战和内战的战乱中长大成人。一个出生在河南，一个出生在山东，都在台湾接受大学教育，又都去美国深造。而且年龄相仿，他只小我一岁。他不喜欢的人，我都不喜欢；他以为应该做的事，我都赞成。因而，我们非常谈得来，意见相左的事不多，而意见相同的地方则不计其数。不但如此，连在政治上的喜恶，我们都是如出一辙。怪不得他的夫人、我的学姐张象容告诉我：“你是立纲最好的朋友。”我深感荣幸。我们的脾气十分相投，他是我的知己，我们无话不说。

　　1994年的春夏之交，是他，也是科大的幸运之年。立纲在一年前加盟科大任理学院院长，4月底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5月应选为中国科学院海外院士，7月初入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真是好事连连，多项荣誉加身。大家都为他高兴，也为科大庆幸。在当时香港的八所大学之中，找不出任何一位比他更有成就，甚至接近他的成就的教授。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级一流教授，而有了世界级一流教授的大学，总有一日也会成为世界级一流大学。

　　实际上，张立纲在诸多的学者心目中，早就成为“他是站在纯科学与应用科技间的罕见人才，一位不折不扣具有诺贝尔奖水平又从不沽名钓誉的科学家”。他自己从不炫耀自己，但他的孩子都在心里知道。“爸爸绝顶聪明，而又是成就非凡的科学家，我们无法与爸爸相比。”他的女儿彤禾有一次在台北这样对我说。对他的“从不沽名钓誉”，我亲身感受很深。譬如说，1994年他连续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三个院士头衔的奇荣之事，我都是从报章、电视和友人口中得知的，他从来未提一字。他走了之后，我们夫妇和友人吴仲容、汪黔生夫妇去圣地亚哥他的家中看望他的夫人张象容学姐。在他家中，无意翻看到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随团访问中国时，与接见他的领导人的合影。有一张是和邓小平的合影，这是难得的历史性的照片，他从来都没有提过或给大家看过。

　　张立纲的学问好，行政能力强，令人敬佩，也使人生畏。他把理学院办得有声有色。他主持理学院的教授会议时，从头到尾，都是鸦雀无声。在一般的人看来，他是既严肃又威严，连有的院长都有此感。也有人会很关心地问我：“你怕不怕他？”我一直很礼让他，很佩服他，很信任他，但在心的深处从来没有怕过他。我信任他，他的钱存在哪里，我就存在哪里。他向哪一家公司投资，我也跟着。我买过一块土地，他不知道，我也替他算了一份。1997年，台湾的清华大学请他做校长，中兴大学请我做校长，最后他没有接任，我就没有去。我们之间的互信是很深的。毫无疑问，他是科大学术副校长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他在校长心目中的重量超过我，校长对他的礼遇也高过对我。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不知道校长和同事对他的信任，更不是不想做学术副校长，他只是支持我，并等着我的任期期满。我任满之后，他继任时，总是不断地说：“孔规张随。”他对我的“好”，今生难忘。

　　“香港科大是你这一生唯一和最后的机会。”

　　在齐院长任期届满前，我们成立了一个遴选委员会，我亲自挂帅，以破釜沉舟之决心，一定要把人文社会科学院重新扶起，我不信找不到合适的人。既是要找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领军人才，台湾“中央研究院”在这方面，早有卧虎藏龙之势，更有人才济济之实，值得探试。

　　首先要感谢张玉法院士，他在知道了我的来意之后，极力推荐一位名叫丁邦新的院士。我又去拜访了其他几位文史方面的知名人士，可喜的是，他们每位都异口同声地大力推荐丁邦新院士。我在“中央研究院”拜访了不下五位院士，其中有三位推荐的名字都是“丁邦新”。这令我有意外的惊喜。

　　归来之后，我查出了丁邦新教授在伯克利大学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也查出了他的底细。人才难得，事不宜迟。第二天早上9点钟，算算时间，正是伯克利下午的6时，我拨了一通电话到丁教授家中，丁太太说：“他仍在办公室里。”我很高兴，高兴的是丁教授是一位热爱工作的学人。于是我又立即向他的办公室拨了一通电话。我首先自我介绍，再介绍科大，他很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名字都没听过。他连科大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我心里凉了半截。

　　不管如何，我还是大胆地向他说明来意，从他的声音中听得出来，我并没有打动他的心。我只有更进一步地说：“我知道你是伯克利的讲座教授，继承了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衣钵，假使你计划并满意于终生都在美国工作并退休养老的话，你着实不应该移动，因为再找不到比你现在更好的位子。可是，你仔细想想，生为中国人，假使你有心有意去为中国人作点贡献，而又不必在经济和其他条件上受制约的话，香港科大是你这一生唯一和最后的一个机会。”电话的那边像是深夜一样，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我猜，我的话，打动了他的心，或是触动了他的根。

　　我知道，我已经在他的心理战场上建了一个桥头阵地，于是得寸进尺地说：“我希望你能考虑科大人文社会学院院长的位子。”对方传来的话是“我不会申请”，而不是“我没有兴趣”。这给我极大的鼓励，因为他没有挡住我的进攻之路。当我进一步地紧追他的时候，他过了半晌才回了一句：“我也不会去面试。”他真是实在。

　　过了两天，我又打电话给他。他仍坚持“三不”原则：第一，他不出面申请；第二，他不出面找推荐信；第三，他不出面应试。这些我都了解，不申请，我可以请“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推荐他，不找推荐信，我也可以请到和他相识的院士们写信，而且他们都很愿意。这些都有补救之法，但来科大面试这一关不能不过。我就央求他，找个周末，不用请假，飞来香港住一宿，见见面，没有形式。他答应考虑。终于把丁教授来港的日程安排妥当了，是1995年11月20日，星期天。座谈之后，大家都非常满意，他真是一位学人。

　　我亲自送他去机场，在路上，他还有顾虑，担心找不到接班人，会对不起伯克利大学，做了行政，顾不了学术等等。他说，在很多问题上，我的答案和张立纲院长的答案一样。我对他说：我们不是串通过的。我还特别强调，不要担心接班人，请看一看，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不是变得更好吗？更不要担心研究分心，你可以兼顾，你已经是院士，除非想在今后创出奇迹。大家会心一笑。我更重新提到我对他今后在伯克利以及来科大工作和退休的计划。他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职仅有七年，要有十年的资历，才可以退休。我站在他的立场，建议他向伯克利请假，不要辞职。我更自动地答应他，我会为他安排让他在适当时间请假回伯克利一年，完成那边要满十年才合乎退休条件的要求，好在加大办理退休。我不光是站在科大立场请人，我更要站在被请人的立场来争取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合法权益。你在开始时不关注和顾及到他们的权益，他们即使来了，也会慢慢发现漏洞，失去快乐，从而走人。

　　丁院长来了，他于1996年7月1日就职，并已经续任。科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院也在香港教资会的考核中，在香港名列前茅。这又证明了，事事要“以人为本”。找他花费了心血，但是找对了人。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1.8.12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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