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华强教授撰写章太炎传的信息以后，就产生一个念头：海内外出版的有关章太炎生平的历史著作在二十部以上，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章太炎的方方面面。华强怎样写这部大著，才能有所创新、写出新意？

　　读了《章太炎大传》以后，解决了这个疑问。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对章太炎作出了明确的历史定位。我非常赞同华东师范大学谢俊美教授在这本书的“序二”中所写的一段话：“通读全稿，内容极为丰富，挖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提出了许多新见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第十章末‘大家评说’博采众多政界及学人的观点，‘结语’阐述著者自己的观点，尤为精彩夺目。”

　　一

　　华强教授在写作这部书稿之前，反复思考章太炎的历史定位问题。这当然是决定这部著作成功的关键。

　　华强感到：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学者往往以章太炎的革命一生作为主线；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章太炎的著作又侧重于他的国学贡献；也有若干著作在章太炎革命和学术方面平均用力。章太炎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华强赞同鲁迅对章太炎总的评价，即：章太炎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革命第一，学问第二。用华强自己在这本书中所用的话说，章太炎是一位“冲锋陷阵的革命家、学贯中西的经学家、混沌迷茫的政治家、纸上谈兵的医学家”。我个人认为，华强对章太炎的这一定位是准确的、求实的。我个人还认为，对这一定位又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

　　第一种理解方式是分别从章太炎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两方面来概括。在历史功绩方面，章太炎是一位“冲锋陷阵的革命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经学家”。在历史局限方面，章太炎是一位“混沌迷茫的政治家”，又是一位“纸上谈兵的医学家”。

　　第二种理解方式是分别从革命和学术两个方面来概括章太炎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在革命方面，章太炎是一位冲锋陷阵的革命家，又是一位混沌迷茫的政治家；在学术方面，章太炎是“学贯中西的经学家”，又是“纸上谈兵的医学家”。无论哪一种理解方式，评价的内容和精神都是一致的。

　　二

　　下面介绍华强教授关于章太炎既是“冲锋陷阵的革命家”，又是“混沌迷茫的政治家”的论述内容。

　　章太炎在世时，每当有人说他是国学大师的时侯，他都非常不满意。他认为，对他而言，“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鲁迅评价他的老师章太炎“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章太炎的确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家。华强从章太炎祖先制定的家训、章太炎外祖父对他的教导、章太炎父亲的临终遗言等方面，发现章太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根源。

　　当代有学者评论章太炎不是宁静的学者，而是一位混沌的革命家。华强认为章太炎终身致力于民族革命，“在民族革命的问题上，章太炎从来没有混沌过。章太炎推翻清政府的计划确实不周密，但是他推翻清政府的理想和抱负不仅久已酝酿，而且毫不含糊。”“章太炎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就是明证。”华强还说：章太炎“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章太炎的革命精神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屈指可数的。日本学者岛田虔次认为章太炎宣传革命功绩甚巨，孙文、黄兴也不及太炎的言论。”

　　章太炎宣传革命的功绩虽然巨大，但影响远不及孙中山。华强分析其中原因：“章太炎与孙中山比较，对于革命问题，章在两个时间节点上，落伍于孙。一是1911年的武昌起义，二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华强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章太炎的革命业绩可谓与孙中山、黄兴不相伯仲。他们为推翻清政府奔走呼号，在宣传革命、组织革命方面功绩巨大。武昌起义爆发后，章太炎的政治立场显得混沌。他从反对政党政治到热衷政党政治，又倒退到反对政党政治。他学习西方的政党政治，但并不谙熟政党政治。他批判立宪派，也批判西方的代议制。中国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政党政治，章太炎拿不定主张，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华强说，在政党政治问题上，章太炎是混沌不清的。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章太炎是模糊的。华强写道：章太炎“对俄罗斯的厌恶和对日本的亲善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一生都没有去过俄罗斯，他对俄罗斯的厌恶是因为俄罗斯曾经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他一生中赴日本三次，最长的一次有五年多时间。但是，他对日本表示好感，为日本的战争罪行开脱的时侯，他还没有到过日本。”“《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割地赔款，中国人民一致声讨倭寇，谴责国贼李鸿章，章太炎……反而向李鸿章示好，对李鸿章表示信任……1898年2月，他上书李鸿章，建议‘联日抗欧’、‘联日攘俄’”。章太炎还“主张摒弃一切在中国的欧洲顾问和技术人员，而一律改聘日本人，仅仅因为日本与中国属于‘同种之国’。”“他撰写《正疆论》，提出与其让满清统治台湾，不如将台湾让给日本。他撰写《正仇满论》，对五百万满人一概排斥，认为满人非我同族，而一衣带水的日本人是我同族，证据是日本文字有大量汉字，而满文与汉字绝异。”

　　华强指出：章太炎对日本的好感是莫名其妙的。他对日本的好感结束于日本政府查封《民报》之时，而“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爆发，章太炎才真正认识了日本。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接受了俄国人伸出的橄榄枝，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强说：“正是在这个节点上，章太炎依然抱残守缺，思想僵化。他落伍了……他反对俄罗斯的革命，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打倒孔家店……这个时期的章太炎，正如鲁迅所说，他虽然还在奋力拉车，但是是向后拉。”

　　华强还指出，在革命的征途上，章太炎有过革命意志消沉和动摇的时侯。他曾经两次萌发出家的念头。为了筹措出家的路费，除了向端方借钱，还通过刘师培夫妇向张之洞借钱，并承诺“政治问题，不复闻问，并辞谢《民报》编辑”。因为此故，章太炎被昔日的战友们称为“叛徒”和“暗探”。

　　华强说：作为一位革命家，章太炎勇于承认错误。他曾经就武昌起义以后的错误主张和思想“作了检讨，承认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与同盟会系被封建买办势力利用。在《检论》中，他回顾武昌起义以后的历史，认为革命党人没有对封建的专制和腐败势力予以彻底的打击，结果导致胜利果实轻易落入他人之手。”

　　总结以上情况，华强得出章太炎是“冲锋陷阵的革命家、混沌迷茫的政治家”的结论。

　　三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的国学大师，他的代表著作有《訄书》（后改为《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文始》、《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新方言》等，累计有四百余万字。《訄书》出版以后，社会评价甚高。胡适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将章太炎的《检论》、《国故论衡》等同于历史名著《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

　　华强教授认为，章太炎的洋洋巨著《訄书》阐明了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三次修订此书，为此书灌输了大量心血。华强指出：“《訄书》的中心内容是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和变革入手，考察周边国家的变法趋势，呼吁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宗教等诸多领域进行变革，传播‘变则存，不变则亡’的观点。”

　　除《訄书》以外，章太炎最为看重的是《齐物论释》和《文始》两部。他自诩这两部书在中国历史上是“千六百年未有等匹”。《齐物论释》融汇了庄周哲学、德国哲学、古希腊哲学以及唯识法相哲学等众多思想精华，糅合而成一家之言。章太炎自己称此书“可谓一字千金”。梁启超评价《齐物论释》是石破天惊之作。蔡元培认为《齐物论释》为研究哲学树立了标杆。胡适评价《齐物论释》为“空前的”著作。华强在《章太炎大传》中指出，后人在论述乾嘉学派的时侯，往往将刘师培作为乾嘉学派的殿军人物。他则认为，与刘师培同一时代的章太炎应当与刘师培同称为乾嘉学派的殿军人物。不仅因为章太炎传承了乾嘉学派，还因为章太炎在国学方面的成就和影响超过刘师培。华强引用已故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教授对章太炎的评价：“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据此，华强认定章太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经学家”。

　　章太炎自称“我是医学第一”。华强说，这样的话大约连章太炎自己也不会相信。章太炎祖传医学，曾经为乡里造福无数。章太炎读过中医医书，掌握中医理论，但章太炎离开故里投身革命后，章家治病救人的传统便在章太炎手里中断了。华强说：中医“医学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医学实践更为重要。离开了医学实践的章太炎对于医学而言，只能是纸上谈兵。章太炎在狱中时，邹容身体虚弱不是一天，章太炎为邹容开处方，却未见疗效”。邹容最后病死狱中。章太炎自己患鼻病数年，自己为自己处方，始终不见成效，最后因此病不治而亡。华强最后写道：“可见章太炎的医学水平并不高明。”因此，华强认定章太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经学家”，又是一位“纸上谈兵的医学家”。

　　四

　　阅读华强教授的大作，我产生了一点想法：如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章太炎的功绩和局限的根源。

　　我总认为，人们的主观认识正确与否，决定人们的社会实践成功与否。正确的社会实践来源于正确的认识。认识论上的失误一定会导致社会实践的失败。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又往往是相对真理，有一个逐步向绝对真理接近的过程，因此人们的社会实践往往是正确与错误并存，并且需要有一个逐步改正错误的过程。

　　从这个观点考虑，我感到，如何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章太炎的功绩与局限形成的根源，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阅读了华强教授的大著，我个人有以下三点感受：第一，章太炎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深入的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造诣，指导着章太炎的革命行动，并造就了一代经学大师。章太炎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家，革命的坚定性源自他强烈的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章太炎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民族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的，因此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民主革命”实质上也就是“反满革命”。华强说章太炎的著作《反满仇论》“表现出强烈的大汉族主义”的评价是准确的。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造就了一代民族、民主革命家。

　　第二，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世界大踏步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统治阶级却闭关自守，盲目自大，落后保守，对西方世界繁荣发展的情况茫然不知。也正是这种“中华大国”的认识论导致晚清以来长期落后。中国要富强，必须承认自己落后，必须虚心学习西方列强的经验。“师夷”思想的提出，正反映了这个认识。但是如何“师夷”？学习西方哪些东西？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有哪些特点？有哪些缺点？中国革命应该汲取哪些内容？等等。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种种表现和言论，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有偏好的，不全面的。章太炎研究西方文化，但他研究的重点显然在哲学方面。章太炎的研究兴趣并不在于西方的经济学说、政治学说以及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有关国家富强的科学理论。章太炎的“西学”知识水平，说到底，还是属于“瞎子摸象”式的认识。这样的认识水平，导致了他在学术上能够写出《訄书》、《齐物论释》等糅合中、西、印哲学精华的不朽著作，而在政治上如何汲取西方政治制度的精华、如何处理与域外各国的关系等方面，就模糊不清了。正如华强在这本书中引用知名学者马叙伦评价章太炎的一句话：“太炎讲学则可，与政则不可，其才不适此也。”“其才不适此”，就是说在“与政”事业上，章太炎的知识积累即在认识论的水平上，还有很大的不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导致章太炎成为冲锋陷阵的革命家；中国经学精华与西方哲学精华导致章太炎写出《訄书》、《齐物论释》等不朽著作；在西方文化认识上的缺漏却也导致章太炎成为混沌迷茫的政治家。

　　第三，“纸上谈兵的医学家”的认识论根源，在于在医学认识上，章太炎只有医学方面的间接经验———书本上的经验，而缺乏自己的实践经验。间接经验没有自己的直接经验来验证，它的正确性当然受到怀疑。

　　以上三点是否正确，当然可以讨论。不过我总以为，如果在写作《章太炎大传》时，总结章太炎在学术和政治实践上成败得失的认识论根源，可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个想法是否有一点道理？请华强教授和广大读者指正。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