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突发的强奸杀人案使得一位男子被定罪入狱。一份关键的DNA 样本证明真凶另有其人，7年之后，冤案终于得以澄清……这是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经历的真实故事。他发现，即使身为检察总长，要纠正一起冤案也如此不易。这促使他在任期届满后放弃政途，转而投身于通过DNA技术为无辜者辩冤的“洗冤工程”，并写作了《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一书。

　　司法体制很少冤枉好人？

　　警察部门和检察官所认定的强奸犯发生错误的几率是25%。

　　好消息是现在DNA　技术可以在起诉之前排除某些人的犯罪嫌疑以避免刑事冤错案。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出质疑：如果具有确定证明力的证据保存了下来，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在判决后对那些当时没有进行DNA　检测的囚犯进行检测？如果当时具备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想必今天狱中的很多囚犯都会被排除犯罪嫌疑。

　　不幸的是，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大概90%或者更多的刑事案件———都没有生物证据。由于强奸案中很有可能会运用容易出错的目击证人进行指认，所以或许在强奸案中存在更高的错误率，而DNA技术也主要用来释放这类冤错案中的无辜者。但是或许并非如此：目击证人进行指认的方法也经常运用于诸如抢劫或者驾车枪击等刑事案件中，这些案件中的目击证人比强奸案中的目击证人观察真凶的时间或许更短，距离真凶的距离或许更长。我们不得不考虑强奸案中导致出错的因素对其他犯罪案件的影响。

　　我们已经报道了许多对刑事冤错案数量的估计。根据劳拉·摩卡瑞提所提供的实例，我们假设在大约一千名囚犯中声称自己无罪的两位事实上的确是无辜的。如果这一比例能够代表全国囚犯的总体情况，那么在美国近五千名囚犯是无辜的。司法体制内的几位研究者和专家已经表示这一比例实际上更高。
　　无论何种情况下，美国监狱中无辜者的数量肯定要多于在危险的、可能致命的类似情形下我们国家所同意放弃追究的人数。

　　读者已经清楚要纠正陪审团曾经制造的不公正需要做些什么。洗冤工程已经成功帮助253名无辜者获释，主要集中于我们所讲的强奸案件和谋杀强奸案件。这一数字很快就会过时；最新的数据请访问www.innoceproject.org。

　　雪冤并得以释放对于那些曾经运气差到极点的无辜者来说是一次极为幸运的转折。他们被冤枉定罪的案件仅占到有生物证据的案件的10%。偶然间，他们了解到了DNA；　案件中的DNA证据没有被忽视；　有人足够关心并调取了DNA证据，偿付了检测费，经历漫长的法律途径而追求可能成功的雪冤。又是偶然间，犯罪被控诉时所在的州允许进行判决后的DNA检测，而且这些案件满足了这些州进行检测的特定要求。还是偶然间，这些县检察官并没有阻碍检测。仍是偶然间，他们得到了司法体制的确认并获得释放。很少有倒霉蛋有如此惊人的好运气。

　　我们认为监狱中无辜者的数量可以以千来计算，发生错误的原因有很多：目击证人错误的指认；告密者看到了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他们为了进行辩诉交易换取轻刑而认罪；他们因精神上受到打击或强制或者他们是未成年人或者缺乏认知能力而认罪；他们愿意承认较轻的罪行而不愿意牺牲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或全部；过去的错误使他们经常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他们的律师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甚至仅因为过于繁忙或没有收到足额的报酬；他们受到某个严厉耿直或骄傲自大又或肤浅——或许是为了来年能够再次被提名当选——的县检察官的关注；法医学专家比较懒散或者能力不足又或者为了编造理由而捏造数据。

　　因为美国狱中囚犯的人数庞大，所以狱中无辜者的绝对人数也很高，尽管声称自己无罪的囚犯相对来说比例较小。

　　真实情况：狱中的无辜者比大多数美国人预想的要多得多，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

　　有罪的人才会认罪？

　　洗脑、心理战术、虚假承诺、骗局、谎言、虐待。我愿意相信美国刑事体制中的公职人员没有使用这些手段。但那些没有实施犯罪的人认罪肯定是有原因的，25%的刑事冤案中涉及虚假供述、认罪或被当作为自白的供述也是有原因的。

　　另外一位因虚假供述而被判处谋杀罪的克里斯多夫·奥乔亚解释了促使他自证其罪的原因。他因被怀疑谋杀（“通过DNA 予以发现的冤案中有25%的案件涉及无辜者虚假的自证其罪和虚假认罪”）了必胜客的职工而接受了整整两天时间的讯问，因为有人看见他和他的朋友理查德·丹泽志在谋杀案发生地即必胜客德州奥斯汀分店喝酒。他宣称在长达数十小时的讯问中自己反复受到威胁。“如果你不合作，那么将会受到针扎。”警探说道。

　　奥乔亚联系律师的请求遭到了拒绝，当他试图电话联系某位律师时，他说他被告知联系律师的这一举动证明他的确犯了强奸罪和杀人罪。“你将再也不能拥抱你的母亲和家人了；你将会死在死囚行刑室，”警探告诉他。根据奥乔亚回忆，“有一次警官站了起来将他坐的凳子朝我的脑袋扔了过来。他失手了，但他用的力气非常大，我真的感到了害怕，因为这些家伙长得着实强壮。”

　　奥乔亚最终认了罪并供出了丹泽志。两人都被定罪并在狱中被监禁了12年，随后DNA　技术帮助他们成功雪冤而获得释放。尽管在监狱中，但丹泽志因被另外一位囚犯误认为是他人而经常遭受拳打脚踢。后来丹泽志动手术摘除了大脑的某个部分，并留下了长久的并发症。

　　2003年，奥斯汀市政府与这两名男子达成了赔偿协议。奥乔亚获得了530万美元的赔偿；丹泽志获得了900万美元的赔偿。这就发生在当代美国。

　　1999年10月5日，当在一次长达38小时的讯问中警探向基思·朗廷出示他妻子尸体的骇人照片时，他才得知已经和自己分居的妻子遭到了残暴的强奸并遇害。尽管朗廷和他的妻子已经分居，但这些照片依然让他痛心不已。当他趴在桌子上埋头哭泣时，他指出当时警探们讥笑他并说他装模作样地假悲伤。

　　在屋内与警探们待了几个小时后，他说自己准备回家了。其中一名警探说他准备将朗廷铐在墙壁上，而且他还说，“如果我不坐下，他将会打得我满地找牙，”朗廷回忆道。过了数小时后，这位44岁的马兰里男人开始质疑自己的精神状况。警探们来来去去、时隐时现。他们讨论了犯罪的各种细节。他们向朗廷示意他具有人格分裂。他的“另一个自己”会从事该犯罪行为么？朗廷说警探们向他描述了犯罪可能如何发生的假设。

　　他根本记不起来自己睡过觉，但警探们所作的记录表明在长达38小时的讯问过程中他在讯问室小睡了50分钟。他记得一位警探因他的自供而对他表示感谢，尽管朗廷从来没有书写任何自证其罪的材料或者在上面签字。

　　在朗廷被关押的几个月内，该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强奸杀人案中的几名受害人作为目击证人都指认是商场服务员安东尼奥·Ｄ·欧斯柏所为。他的DNA与朗廷妻子被强奸时在现场所提取的精子相互吻合。欧斯柏获罪并被判处两个终身监禁。

　　在狱中度过8个月后，基思·朗廷获得释放，所有针对他的指控都被撤销了。2001年，他因民事权利受侵犯而获得了640万美元的赔偿。这也发生在当代美国。

　　这些案件看起来似乎有些极端，但它们揭示了在刑事冤案中反复使用的方法和手段。

　　我和南希了解到这些违反人性本能的自证其罪普遍存在着同样的因素。例如，我们惊闻官方鼓励和推荐适当运用某些讯问策略和手段。

　　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司法管辖区都使用着同一本策略培训手册。西北大学的弗雷德·尹鲍教授和前警员约翰·里德共同编写的《刑事讯问和供述》于1962年首次出版。书中经常提到的里德技巧（已是注册商标）或里德方法是由约翰·Ｅ·里德及其助手们所发明的。许多执法部门、政府和私人侦探都使用这一资源进行培训。针对从里德培训项目中随机挑选的2000名结业者所作的调查报告显示，95%的调查对象表明使用里德技巧的确可能帮助他们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认罪率。

　　为了回应利用DNA　技术洗冤过程中所发现的虚假供述问题，约翰·Ｅ·里德及其助手准备了一份意见书，指出了在确定的虚假供述中反复出现的四个因素。我们同样也提到过：(1)未成年人或；(2)其他精神或心理上有缺陷的人似乎更容易受到讯问策略的影响———特别是；(3)非法的讯问手段和技巧———因而产生了虚假供述或者；(4)犯罪嫌疑人在超长时间的讯问中作出了虚假供述。

　　里德意见书中指出的另外一点是让嫌疑人选择罪名策略的不适当运用，例如“你想被指控一级谋杀罪还是过失杀人罪呢？前者则意味着你将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些不适当的威胁或承诺的运用同样会导致虚假认罪：“如果你不讲出真相，我将会把你的孩子移交给保护服务机构，这样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在受到强制或监禁的情况下，例如长时间接受讯问，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受到角色扮演、假定的犯罪情景和释梦的影响，从而使疲惫不堪的犯罪嫌疑人相信自己莫名其妙地忘记了自己的确从事了某种犯罪行为。洗脑技巧可以导致虚假供述。谎言———例如，是共犯坦白和交代了犯罪嫌疑人；或者一次实际上成功但宣称失败的测谎测试；又或者虚假的实验报告———在美国是允许使用的策略，而且在某些经ＤＮＡ证实是虚假供述的案件中的确使用了这类欺骗招数。（这些策略在英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是非法的。）某些州已经严格限制了在讯问中使用同伙供述和实验报告这些虚假的书面文件。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2月14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