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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进入关键时刻

记者　常安驹

2003-02-26 16:29:16 来源：

　2001年秋季，作为整个基础教育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进入实质性的教学实验阶段。随着各家教材陆续通过审定并渐次进入各实验区中小学课堂，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向纵深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目前，第四册《科学》教材业已投入使用（《科学》教材小学阶段共8册，中学阶段共6册），这表明中小学科学课程改革进入了关键的中间阶段。另据有关方面的消息，教育部将在今年根据两年来的实践，对中小学各自的“科学课程标准”进行修订，发布新的“标准”。有鉴于此，《中华读书报》对一直以来从事这项工作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进行了采访，努力发掘其中值得关注的热点和问题，以期引起人们对此事件更加广泛和深入地探讨。
　　
聪明的曲沃人
　曲沃县地处山西临汾地区南部，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长期以来，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即建都于此），在全国数以千计的县级行政区划中算不上起眼。当然，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2002年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提升最快的100个县中，曲沃榜上有名。不过，曲沃这两年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也许倒不是经济的强劲增长，而是在初级中学阶段进行的有关科学教育的课程改革。2001年秋季，一直广受关注的中小学科学教育的课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进入实质性的教学实验环节，这年的9月份，该县新入学的初一学生领到了全新的综合理科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委会组织编写的《科学》第一册。
　在曲沃县教育局教科所所长李贺云看来，曲沃当时积极申请成为实验区是相当自然的，这与该县一贯重视教育的传统直接相关。开放的思想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是无法逆转的趋势，晚一步的被动不如早一步的主动。他们认为，很明显地是，国家在诸如师资力量的培训等方面，给予实验区的照顾和帮助必然会更多更细致，而这将大大减轻教改推行过程中当地教育资源不足可能造成的困难。由于有关领导的充分重视，曲沃的舆论资源积极有效地推动了科学教育课程改革的进行。
　新颖的教材和教法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大大激发出他们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对曲沃县教育局副局长张桂蕊来说，这完全在意料之中。综合教材无论在结构上、表达上都更充分地考虑了青少年的爱好和心理特点，与以往的教材相比，显然更具亲和力。因此，推行教改主要的困难来自于教师观念和知识结构的陈旧。事实证明了曲沃人的远见。在专家及时有效的指导下，该县一大批教师在教改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在对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认识上，对当代科技知识的掌握和了解上，以及在教学业务的技能和水平上，他们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遵照教育部的有关指示，曲沃成立了“教材选用委员会”，经过委员会的反复比较和调研，并在广泛征求了各校教学骨干意见的基础上，他们才最终确定了现在使用的教材。张强调，在选用教材上的慎重，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教师对课程改革的抵触情绪，从而保证了教改的顺利进行。
　　
苦恼的专家
　性格直率的赵峥是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曲沃地区使用的初中《科学》教材的主编。作为国内天体物理学方面的知名学者，赵介入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的实践源于对其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在制定“国家科学课程（7－9年级）标准（实验稿）”（赵是该项目组负责人之一）时，他没有估计到将“标准”转化为教材时会承受如此之重的压力。“关键是时间太紧”，赵说。由他牵头的教材编写组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要完成从初一到初三的6册教材，加上必需的配套的教师用书和练习册，总共是18本书。今年3月18日是教育部限令完工的最后期限，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进行艰苦的最后冲刺。编写教材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寻找合格的撰写人。“标准”规定了教材必须覆盖的内容，也设定了一些具体的教案并为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建议，但由于综合教材是对原有的物理、化学、地理等各门学科的总括，同时要做到中学生喜闻乐见，这对国内的研究人员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就是那些达不到‘标准’要求的部分需要反复修改，甚至换人重写，对时间原本就不宽裕的教材编写工作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更令他感到头疼的是，帮助实验区培训教师的重担也落到了他们身上。因此，赵认为，尽管目前的教材已经很好地体现了“标准”的思路，但鉴于时间的关系，仍然有不少修改的余地。“如果当初制定的时间表能够延缓一年，我们将会从容一些。不仅教材可以更加精益求精，教师用书和练习册有时跟不上的现象也会得以避免。”
　赵的感受显然不是个别现象。华东师范大学退休教授袁运开（“国家科学课程（7－9年级）标准（实验稿）”项目组的第一负责人，另一套中学《科学》教材的主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郁波（国家小学课程标准项目组核心成员，北师大“新世纪教材”小学《科学》教材（3—6年级）主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坦承面临着同样的压力。与其他改革的先行者一道，他们不得不同时承担起开辟新路和培养后继者的双重角色。正如郁所言：“不管是教材的不到位，还是教师不合格，都会导致‘标准’‘以全面提高每一个学生的科学素养为核心’这一基本理念成为空谈。”
　尽管对教育部推行教改的步子迈得过大多少心存疑虑，赵、袁、郁对现阶段的教改都给出了相当正面的评价。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认为，像曲沃一样，基本上所有实验区的孩子们对新《科学》教材和新的教学方法都表示出很高的热情”。而且，更令郁波感到兴奋的是，新教材的使用已经表现出一些良好的迹象。比如，采用新课本的小学4年级的学生，在思维的发散性、观察能力等方面较之采用旧课本的6年级的学生都有一定的优势。
　
关键的时刻
　不是所有的脚步都踩在同样的鼓点上。在采用综合科学教材的大多数实验区按照既定方向前进的同时，个别的实验区却退出了实验，重新回到了分科教学的老路子。采用赵主编的教材的大连市金州区和采用袁主编的教材的山东高密就属于这样的例子。在论及原因时，赵和袁的答案基本一致，据他们得到的官方消息：主要源自于中考的压力。部分家长担心综合教材的内容比分科教材的内容少，可能影响到孩子在参加中考时的竞争力，因此向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施加了压力。（记者曾向金州区教委某官员了解有关事项，未果）郁的情况似乎从侧面支持了这个理由。据她的了解，采用小学新《科学》教材的实验区没有出现退出的案例。而众所周知的是，目前小学升初中并没有初中升高中那样的压力。
　浙江省温州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余自强对此的观点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这项实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正常的。1969年从北大生物系毕业的余自强算得上中国综合科学教育的“第一个吃螃蟹者”。1993年秋季，浙江省率先在国内进行了综合科学教育的尝试，余不仅极力促成了此事，而且成为了具体的执行者，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余后来是“国家科学课程（7－9年级）标准（实验稿）”项目组三位负责人除袁和赵之外的第三人）。应该说，从余10年来经历的沟沟坎坎中，我们能得到许多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科学教育课程改革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与所有其他从事同一工作的人士的感受相同，余认为，在浙江省推行综合科学教育时，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合格教师的缺乏；更进一步，他特别指出，最大的阻力也来自教师。由于一些工龄较长的教师在转变观念、更新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式方面的确存在现实的困难，他们自然会对新教材持有不同的看法。浙江省的教改实验工作在1995年和1997年出现过两次非常大的波动均与此有关。因此，余提醒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此项工作，必须注意循序渐进，照顾好各方利益。余和他的合作者的跟踪调查表明，初中阶段综合科学教育完全能达到与原来的分科教学完全相同的结果，而所需时间会减少。
　
未尽的探索
　目前，中小学均有不同版本的新《科学》教材投入使用，这是学术界和出版界贯彻教育部在改革之初提出的“一纲多本”的思路，多样选择、齐头并进的结果。这些不同版本的教材都在“课程标准”提供的框架和指导原则下写作，在具体的结构编排和表述上各自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丰富经验的郁波认为，从现有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来看，结构编排和表述上的不同其实是非常次要的；重要的在于，不同版本的编者在对“标准”中出现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上相去甚远。例如对“科学是什么”的理解，郁觉得自己就很难接受那种直接对“科学”下定义，限定它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讲述方式。她认为，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为“科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科学是什么”应该由孩子在探究活动中去不断感受、体会和升华。郁呼吁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要加强切磋，彼此多交换意见，因为对它们理解的深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科学教育的方向和目标。
　另一个郁认为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是，小学“标准”和中学“标准”的协调问题。两个“标准”重叠的内容过多，哪些内容放到哪个阶段合适的问题，在以前已经得到很多关注。但是，由于时间太紧，这些问题还没来得及仔细讨论和达成共识。郁估计，在即将召开的有关修订“标准”的会议上，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
　在采访过程中，几位专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引进的教材本土化的问题。有人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直接挑选和翻译一些优秀的国外科学教材在课堂上使用，日后再行消化吸收和博采众长。而有人认为，单纯的“拿来主义”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每个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面临的具体问题以及民族特性等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必然会体现在教材的编写之中，简单的复制可能会与中国的现实脱节，无助于孩子科学素养的塑造。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26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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