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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科学发展观描绘图书出版业更加绚丽的蓝图——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

作者：马国仓

2005-11-17 14:54:22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11－16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性五年。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出版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推进出版工作进一步发展。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并组织全国各图书出版单位，制定“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这将为图书出版业描绘出未来五年发展的又一幅蓝图。那么，如何制定好“十一五”规划，描绘好这一蓝图？记者就此采访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

　记者：今年是“十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从明年起，图书出版业将迎来又一个五年发展规划，而“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可以说正值我国出版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其对行业发展至关重要，为业内人士所十分关注，您能否谈谈这次“十一五”规划对图书出版业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
　邬书林：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工作重点、保障措施等都做了战略部署，作为科学发展的行动纲领，《建议》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制定描绘了我国在新世纪第二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它在若干个方面将对未来出版工作带来重要影响，也将给今后出版业发展提供难得机遇。从本质上讲，出版业的发展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之上的，出版业要很好地反映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就必须相应地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而《建议》则为我们制定好图书出版业的“十一五”规划指明了方向。
　当前，出版业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出版单位转制工作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正在积极、稳妥、有序地进行之中，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对明确出版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把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路理清，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都将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而出版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反过来又会促进“十一五”规划制定实施的质量和项目的全面落实。图书出版的“十一五”规划是产品规划，它与文化积累、文明传播密切相关，与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和中心工作密切相关，与丰富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层次要求密切相关，同时它与小到一家出版社、大到整个图书出版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十一五”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五年中国出版业发展的线条和轮廓，画好这个线条和轮廓，是描绘未来中国图书出版业发展蓝图的最重要一笔，将为我国图书出版业抓住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十一五”规划的意义如此重大，您认为它的制定应该遵从怎样的指导思想？
　邬书林：图书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的制定，首先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传播和积累有利于提高各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先进文化，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推动出版工作更好地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其次，它作为国家规划行为，就要提高国家出版规划的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着重突出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着重对必须由政府实施的项目加大规划的力度。同时，作为重点出版项目规划，它还要注重与国家的总体规划协调一致，还要与出版行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规划在具体制定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而又全面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方面，图书出版业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要充分认识、全面掌握这一规律，以此来解决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进而推动图书出版业有较快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还要更加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就是说，“十一五”规划的制定要注重图书出版业的全面和均衡发展，在内容丰富，质量第一的前提下，既要注重市场需要，更要注重文化传承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图书是内容产品，出版是服务产业。社会发展中各行各业都有一个科学发展问题，研究和探讨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实质，支持和服务于其他行业的科学发展，应是图书出版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

　记者：据我所知，图书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的制定，作为总署今年的重点工作，总署党组相当重视，提出了很多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图书司作为相关部门，具体承担并已做了大量前期工作，目前，制定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您认为，在实际制定工作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邬书林：是的，总署党组对“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工作非常重视，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已经对规划做出了全面部署，目前，规划的制定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作为一个全新的规划要全面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定要注意以下六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第一，要有很高的立意，要充分考虑到规划的科学性、先进性、前瞻性和实用性。“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对未来若干年出版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要像一面旗帜、一座灯塔一样，给大家以信心和力量，使大家看到前进的方向。国内外的实践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万尼瓦尔·布什主持编制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所发展起来的科学政策框架，为二战后的美国科学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得规划过后的10年中，美国的科技地位、文化地位在世界上显著提高，该规划显示出来的高立意和前瞻性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研究；再如，德国翁泽尔德1952年到苏尔坎普出版社后，规划推出的“彩虹系列”开放性丛书，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文化精品，重新唤起德国人的精神，保持了德国的大国领先地位。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但凡有影响的出版品牌和项目，无不与规划相连，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下，在老一代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正是因为有了前瞻性目光和高视角立意的规划，才有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以及“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突破。完全可以说，立意于规划至关重要，立意决定规划成败。
　第二，要按出版规律办事，全面反映出版功能，高度重视出版创新。我前面提到，出版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全面把握出版功能，按出版规律办事，这是我们制定规划和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创新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核心，国内外的实践也表明，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往往孕育着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和飞跃，这样的创新既体现国家的核心竞争能力，也体现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出版是内容产业，图书本身就要求体现创新思想，全世界认同的图书产品必须是有创新的，包括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我们出版的本质功能就是要通过出版物反映社会各方面创新去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所以，图书出版必须是以内容创新为核心，把当代人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通过出版物规范性地整理出来，传播出去。当然，要在全部出版的图书中都体现创新思想是不可能的，但进入规划的图书其所具有的创新性必须经得起检验和推敲。
　第三，要考虑高新科技、特别是数字化对图书出版业产生的影响，通过制定规划积极应对挑战，让出版更好地为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高新科技对图书出版业的影响，已不再是议论当中的事情，它已经带来事实上的挑战。美国律商联讯公司作为世界著名专业出版商，其目前在美国和全球的收入中，印刷文本和在线服务的比例已是3∶7,而且在线服务的比重还在进一步加大。事实上，数字技术正在通过出版物的载体形式、传播方式、管理手段、营销服务等，加速对传统出版产生革命性影响，传统与数字结合，已成为赢利的模式，规划的制定要关注这种趋势，至少要有一批书在出版运用高科技能力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第四，要在尊重劳动、树立诚信、倡导务实的出版风气方面起到一种导向作用。没有作者的辛勤劳动，没有好的作品，就没有高质量的图书。同时，出版社要诚信为本，与作者建立起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诚信缺失或没有诚信的出版是危险的。现在，社会上浮躁之风盛行，这也波及到学术界、出版界，出版需要务实，浮躁难出精品。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出版界要成为扭转不良学风的积极推动者。规划中要有这样一些选题，要有目的地扭转风气，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应该说，出版业有耐得寂寞、甘于奉献、为人作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入规划的图书作为最高水准的作品，一定要更多地体现出尊重劳动、树立诚信、倡导务实的作风和导向。
　第五，要以重点图书把握图书出版的方向，形成出版的品牌特色。图书是反映国家地位和实力的一个窗口，现在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科技水平的提高，图书出版的大环境越来越好。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只能算一个出版大国，还不是一个出版强国，图书出版不做规划，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出版强国，而规划就要充分反映和支持重点图书、精品图书的出版，使出版业通过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推出一大批像样的东西，真正实现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的转变。
　第六，要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出版一定要从国家的大局出发，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怎样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社会稳定的推动力量。编制规划要严格遵照国家的大政方针，以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在政治上，把维护党和国家大局作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长远福祉；学术上，一定要避免假大空，摒弃一切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坚决杜绝“出大书，成废品”的现象。

　记者：“十一五”规划是图书出版业的第四个五年规划，和前三个五年规划相比，它有何不同的特色？您认为它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邬书林：图书出版业的国家规划也是一个积累经验、逐步完善的过程，“十一五”规划在制定上要很好地吸收借鉴前三个五年规划所积累的经验，使规划更趋完善，更具质量。同时，规划的制定必须与当时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很好结合起来，“十一五”规划就要服务“十一五”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势和现实的需要，要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十一五”特征，比如，配合我国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我们已把“走出去”出版项目第一次列入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总署这次在研究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注意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的沟通，并就重大出版工程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这就使得列入“十一五”规划的真正重要的项目不仅只显示其文化的价值和分量，而且国家会有相应的支持。至于规划应该达到的效果，我认为，中华民族这么一个古老民族，经济这么蓬勃发展，我们的规划就是要通过建立自己相对独立的、比较完善的文献生产体系去支撑和推动我们这个民族的创新和发展，规划项目代表的是国家水平，应该是出版界最高水准、最具质量的图书项目，是能传世的东西，是立在图书馆里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还有人看的东西，从这样一批项目中应该较为清晰地看到未来五年中国出版业的大体轮廓。总之一句话，要希望通过制定一个立意高远又切合实际的“十一五”规划，提升我们出版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更好地反映和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提要
　■从本质上讲，出版业的发展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之上的，出版业要很好地反映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就必须相应地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
　■希望通过制定一个立意高远又切合实际的“十一五”规划，提升我们出版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更好地反映和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作为国家规划行为，“十一五”规划要提高国家出版规划的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着重突出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着重对必须由政府实施的项目加大规划的力度。
　■“十一五”规划的制定要注重图书出版业的全面和均衡发展，在内容丰富，质量第一的前提下，既要注重市场需要，更要注重文化传承和社会效益。
　■书是内容产品，出版是服务产业。社会发展中各行各业都有一个科学发展问题，研究和探讨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实质，支持和服务于其他行业的科学发展，应是图书出版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
　■“十一五”规划就要服务“十一五”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势和现实的需要，要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十一五”特征。
　■总署在研究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注意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的沟通，并就重大出版工程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这就使得列入“十一五”规划的真正重要的项目不仅只显示其文化的价值和分量，而且国家会有相应的支持。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11－16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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